美国斯坦福大学1891年成立招生伊始，教育史和教育艺术系就是当时的21个院系之一，1916年授予第一个博士学位，翌年成立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2013年，教育学院更名教育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①，更好地体现出学院专注于高水准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各种排名机构和美国教育界都一致认可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为美国顶尖教育学院之一，在政策分析方面尤其出色。教师们的明确学科归属、研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研究成果对于政策的重要影响是其鲜明特色。 一、师资队伍的多学科性 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目前有61位教师，来自16个学科背景，包括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历史学、语言学、数学/科学教育、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哲学、物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科学和教师培训。 二、始终关注重大教育实践和政策的科学研究 教育研究生院教师们围绕学生学习和教师教育、教育公平和政策研究，通过建立研究中心(目前17个)与校内外教师进行跨学科、跨校合作。这些研究中心密切关注教育实践，积极参与教育政策制定和评估。 近年来美国教育界关注学生的科学、数学技能，并对基础教育提出共同核心标准。斯坦福教育研究生院多学科背景的教授们基于认知学习和发展理论，考察美国数学和科学教育、学生学习效果问题，重要的关注点包括早教、青少年发展、学业与动机、课堂动态、水平考试、双语教育、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学习设计、语言习得、社会语言、科技与读写能力等。这些关注点既成为学术研究的内容，也为教师教育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方面代表性研究中心包括：AAA Lab(Awesomely Adaptive and Advanced Learning and Behavior)，由院长、人类认知学家Dan Schwartz教授为带头人；DREME(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 Early Math Education)跨校联合研究，由前院长、发展心理学家Deborah Stipek教授领头；UL(Understanding Language)，重在研究语言在不同科目教学中的角色，由语言学家Kenji Hakuta教授带领。 教育的种族和阶层差异、教师教育和教师保留是美国近几十年一直面对的实际问题。教育研究生院多学科背景的教授，基于经济、公共财政、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使用高级数理分析手段，分析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以及教育政策的效果，重要的关注点包括教育机会公平、特许学校、大规模测试、学校财政、贫困问题、移民问题、少数族裔、性别研究、城市教育、公民教育、多元化、组织变化。这方面代表性研究中心包括：CEPA(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由经济学家Thomas Dee、Eric Bettinger，社会学家Sean Reardon教授带领；SCOPE(Stanford Center for Opportunity Policy in Education)，由教师教育专家Linda Darling-Hammond带领。 严谨的教育研究与实践、政策的紧密联系，是斯坦福教育研究生院的一贯传统。例如，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Henry Levin教授带领全国性“跃进学校”帮助高危学生。21世纪初，在Linda Darling-Hammond教授的带领下，学院和其他教育学院合作设计加州教师考核指标，并被加州教师资格委员会一致同意使用。2006年，IREPP(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成立，翌年对加州基础教育系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致考察。2008年，为促进教育研究结果对实践、政策的引导，教育研究生院全体教师一致同意免费公开其学术论文，在美国教育学院开风气之先。 三、立足学科面向实践培养顶尖学术人才 目前在教育研究生院就读的约400名学生中，一半是博士生，四分之一是硕士生，另外四分之一学生接受中小学教师教育(Stanford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TEP)。教师教育作为其传统，1959年正式开办，是教育研究生院引以为荣的方面：如今80%的STEP毕业生毕业后五年依然持守教职，并且大多数在低收入社区执教。 教育研究生院的另一荣耀在于其博士生培养。笔者有幸2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方向为社会科学、政策和教育实践。对其博士生培养的几个特色有深刻的亲身体验。第一是博士生必须完成一个教育学院之外的辅修或硕士学位。笔者继续本科方向，完成了经济学硕士学业，攻读博士学位一半时间在经济学院度过。第二是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必须包括一位学生“院外学科辅修”或硕士学位学科中相关研究方向的教师。笔者论文答辩委员会，就有劳工经济学家MaCurdy教授，他基于经济学家的标准对笔者的论文在方法论和结果解读方面给予严格的指导和审查。第三是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的高度学术投入。博士生的导师，都是在学生入学时基于学生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由学院指定，但学生研究方向有变时可以自由申请更换导师。师生的学科归属和研究方向有相当高的契合，导师对学生的研究问题的确定、论文的写作过程和完成，全都深度卷入。我入学时教育学院指定的导师退休后，Martin Carnoy教授主动提出作为我的导师。Carnoy教授对我论文的具体分析结果有非常详细的了解，论文中的结果解读和论文主题结论是在和Carnoy教授无数次讨论中逐步形成的。我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范式和理念内核也在这无数次讨论和修改稿中成型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