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7)02-0114-13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资源是指在长期高等教育招生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教育理念、教育资金、教育机会与教育服务的集合，其往往被视为检验现行教育制度进步与完善的重要指针[1，2]。自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历经快速的发展历程，不但高等教育的总体录取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逐步提升到了2012年的685万人，而且其录取比例也在十余年间从33.75%上升到了74.86%，并提前实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基本目标。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稳步发展，以“211”工程高校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也得到了部分的拓展，2005年其整体录取规模约为42.42万人，录取比例约占当年度所有考生的5.04%，至2015年其整体录取人数扩大到了46.29万，录取比例则增长到了5.06%，可见无论是从录取规模还是从录取比例来看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近十年间均出现了小幅的提升。然而数据对比也可以清晰地发现，由于高招计划增加的部分主要由普通院校尤其是新升格院校提供，优质高校的扩招速度远低于整体的扩招速度，因此以“211”大学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供需缺口。 由于高考竞争的持续加剧，近年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缺口伴随着省际的分配不公而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而反对高考招生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则成为首当其冲的诉求。2001年青岛考生状告教育部事件、2003年海南状元高考移民事件、2012年河南考生北大抗议事件及2015年榆林状元异地高考事件在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的同时也都直指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省际分配过程中的“地域歧视”。2016年两会期间，河南省人大代表李光宇、河北省人大代表方丽平和广东省人大代表罗伟其也纷纷表达了自己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强烈不满，并通过人大提案的方式对当前优质高等教育名额分配制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意见。与此相对应，部分省份在实际调整招生名额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极强的现实困扰，2016年5月在南京和武汉相继爆发的考生家长抵制高考减招名额的事件，不但从侧面反映出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敏感性，而且也深刻体现出地方保护在高等教育利益博弈过程中的重大影响力。那么，社会舆论对于高等教育招生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是否存在误会，地方保护是否业已成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领域的替罪羊，以及如何公允的评价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省际分化，就都在现阶段具有了极为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文献回顾 有关教育公平性问题的探讨自1966年《科尔曼报告》发布以来一直是教育领域的核心议题，且无论是中西方学者都将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视为社会公平的重要领域[3，4]，并试图利用合理的社会政策来有效保障民众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5，6]。同时，随着民众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愈加激烈，大量统计性的研究也开始关注于不同人口特征群体在此方面的权利失衡：部分研究关注于性别视角基础上的教育公平性，其研究虽然证实在发达国家存在着积极的性别平等趋势[7，8]，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仍然被广泛得以证实[9，10]。另一类研究着重关注于种族、收入和阶层等社会性因素与教育公平性之间的关联，其研究不但发现社会性因素的不平等仍然广泛影响着或影响过教育领域的入学机会[11，12]，而且发现孤儿、残疾儿童和移民儿童等特定群体的教育公平性会面临着更为严苛的挑战[13-15]。 国内有关高等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探讨既继承了西方的研究传统又具有中国的典型特色。从目前的学术讨论来看，主要有三种研究理路：其中，一种主流的研究理路与西方视域较为接近，其研究往往关注于阶层、民族及户籍对教育资源的影响。部分研究虽然从纵向的角度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呈现出了阶层和户籍领域的平衡[16]，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数据也显示高校扩招后并没有明显减少阶层、民族、性别和户籍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17，18]，反而由于政策设计的缺陷而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反向剥夺[19，20]。另一类研究致力于探讨教育不平等的长期代价或短期效应，相关研究结论反映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会明确导致教育产出的不平等[21]，且改变现有的配额方式将会给目前配额较多的省市带来较大的经济困境与福利损伤[22]。而第三类研究侧重于讨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等。这些研究不但普遍发现教育资源的省份倾斜导致我国直辖市和民族省份具有更为优势的录取几率[23，24]，而且认为目前个别省份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25，26]，因而省际的教育资源仍然面临着明显的地域失衡。 在教育资源分配议题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还试图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省际分化原因进行深入的挖掘。目前最为普遍的观点将其归咎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即地方政府倾向性的保护政策对教育资源的地域失衡造成了直接影响。一些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发现精英高校在高考招生的名额配比中都体现出了“浓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这对于外地考生的平等权是一种极大的侵害[27，28]；另外一些研究则更为深入地揭示出“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大学和其所在省市之间的利益合谋之结果”[29]，因而“我国地域差异之下的高考招生工作本身就体现出了明确的地域歧视和地域特权”[30]。当然，这一观点并非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省际不公的形成因素非常复杂，国家战略、社会经济、传统文化、社会阶层等都会深刻影响教育机会的省际分布[31]；而另外一些学者的反对声音则更为清晰，他们认为省际的入学机会差异主要源自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差异[32，33]，而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差异则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的形成[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