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7)01-0005-08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目标和组成部分。胡锦涛同志曾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①大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肩负起这一使命显然义不容辞。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成功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②回首百余年来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从清末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到民国的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点大学、“211工程”、“985工程”，中国高等教育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卓越成就，为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培养出了诸多杰出人才。当然，中国高等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与理念，也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与责任。但无一例外，都或多或少受国外大学办学模式影响，西方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西方话语”具有相当的市场，而中国大学中的中国符号却彰显不够。 目前正值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重要阶段，如何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中国文化决定着一流大学的中国属性，更是对未来高等教育走向影响深远。王岐山书记曾讲道：“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③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德治礼序、崇德重礼的文化精华。重倡德治礼序，挖掘传统智慧的理念为我国大学现代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选择。德治礼序作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起点与核心，曾担负过我国传统社会各时期人性教化与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也是长期以来古代大学理念与制度的核心，更是全社会道德与行为的重要标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德治礼序与现代大学治理的结合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既是传承与回归，亦是创新。 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时期以德、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内涵阐释，大学治理与大学文化，大学师德建设、学生道德教育的意义及途径，不同视角下德、礼思想的比较，古代大学制度之于当代大学的借鉴等方面。本文将从历史演变的视角系统梳理德治礼序的内涵演变与德治礼序在大学治理中作用的变迁，为中国大学治理中重倡德治礼序提供一种逻辑依据：即德治礼序是古代大学的制度核心与理念核心；到近代大学则体现为“中体西用”的特征，在西学东渐与激进社会变革思想的涤荡之下，儒家思想遭到重创。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虽引入西方模式与理念，但文化上仍以传统道德为首要；“五四”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从苏联模式到欧美模式，西方特征在各方面日渐影响中国大学，传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因此，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欲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保持中国特色与中国符号，必须重倡德治礼序，复兴传统优秀文化，从传统当中探寻当代智慧。 一、德治礼序的起源及其内涵 德治礼序是中国传统文明特有的符号，其相关术语最早常见于先秦诸子作品之中，但“德治礼序”这一词组则是现代用法，已有资料中最早见于2014年王岐山书记讲话之中④。德治、礼序从语法角度可理解为以德为治、以礼为序⑤，传统中的“德”、“礼”各有所指，也常同时使用，共同构成古代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智慧来源与知识分子精神修养的核心内容。德治礼序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最为明显。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⑥将“德治”视为治国理政的核心，主张以道德教化维护统治秩序，使人民对君主自觉服从以保证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当时“德治”的目的主要在于区别“法家”所主张的严刑峻法，在孔子看来，用“德”、“礼”的逻辑治国相比于严刑峻法来讲是一种更高明的手段和层次，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⑦这也与《礼记》中的“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相一致。可见在儒家看来，德礼并用比政刑强制更有利于良好人格的塑造。与“德治”思想一样，“礼”的应用也主要体现在君臣关系、政治关系上。如《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孔子政治道德主张的核心体现。 那么“德”和“礼”的传统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这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德”的解释，即以善德施于别人，使人各得其所；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各得其益，倾向于表达一种向善的伦理规范。“礼”，“从示从豊。履也，所以示神致福也。”⑧最初指祭祀所用之器物，后引申并抽象为社会伦理规范与意识形态。《孟子·梁惠王下》中对礼的来源有这样的论述：“礼义由贤者出”，即认为“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资治通鉴·周纪·威烈王》则对“礼”有详细解释：“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⑨可见此时的“礼”已经转化成为可操作、具体化的实践层面的规范，其核心在于维护一种秩序，具体表现在区分地位高下与身份贵贱，排比亲疏，在于明确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谓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正是这种道理，礼成为古代社会“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⑩的标准。当然“礼”的内涵的丰富性还表现为可用来裁决、处理各类日常庶事。而名分与其差异化则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这些方式把“礼”具体化、明确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