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以惊人的扩张速度震惊了世界。在1998年到20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同时，为了将一批高校和学科提高至世界一流水平，中国政府一直在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等精英大学计划进行重点投入。这一举动引发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竞争。从背景来看，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巨大成功引发在发展模式上所谓的“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脆弱的经济形态到2010年成功超越其他主要经济体，如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成功，无疑为其大学发展带来启示；反过来，它也需要大学的知识支撑。尽管主流观点认为目前只有一种主要的大学模式，这种模式植根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又被现代的美国大学模式所丰富[1-2]，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繁荣却引发了对是否可能存在另一个新兴的中国大学模式的讨论②。 本文试图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首先，本文将回顾论述新兴的中国大学模式的不同学术观点，例如：儒家思想的本质和遗产及其对中国追求世界一流大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讨论；长达一个世纪的、试图将西方元素与中国元素(主要指儒家元素)在认识论层面进行融合的努力；(不同形式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探究。其次，本文将重点放在中国发展模式和大学运作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化对大学运行和学术群体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将探讨中国大学展现的关键性特征，比如“北京共识”与中国大学相互影响所产生的中国大学的特点，以及那些能够使中国大学区分于当下盛行的西方标准的特征。最后，本文试图概述关于这一主题的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二、学术文献中对中国大学模式的探讨 大致而言，现有两种主要方法来探究和识别新兴的中国大学模式。第一种是文化的方法，即通过传统文化的视角来探究可能形成的中国大学模式。例如，探究当代中国大学形态和中国丰富的学术传统要素间的关系，尤其是与认识论传统的联系。作为开创性使用“历史文化途径”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西方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认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约在12世纪就形成了明确的形态；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也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3]。中国式的课程体系体现了一种儒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它强调在“理论和实践、事实和价值、个体和集体以及制度机构和政治-社会-自然环境”[4]之间的联通性和整体性。这与具有层级知识结构、强调二元认识论和价值中立特点的欧洲课程体系形成鲜明对照[4-5]。许美德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学术界……更加呈现流动形态，它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和宗教权威之间的界限更少一些绝对化”[4]。因此，中国的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提高大学应对当今知识日益专业化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多元化时代，还有利于提高大学应对社会分化和冲突日益严重趋势下出现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能力。 类似地，杨锐探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性特征[6]。例如，用一种整体(holistic)方法或直觉主义来探究和形成知识，其特点是强调自然与人性之间的和谐。他质疑当前的改革政策和实践中，将西方标准(尤其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作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手段这一做法的适当性和可行性[6-7]。相反，他认为中国大学的未来在于发展其独特的、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中国大学只有拥有了这种深厚的根基，才能枝繁叶茂。同样，在阐述中国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机遇时，李军也持有坚持本土的观点，即学术和学术机构的发展需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壤[8]。坚持本土才会有可能产生“中国式大学”(Chiniversity)。这种中国模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儒家学术传统，且与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模式显著不同。根据李军的观点，中国式大学的关键性特征包括：以大学自主权(self-mastery)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一概念是指，大学既能够接受和响应政府的政策和干预，又能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高度负责)、以伦理为中心的知识探索和规范应用的倾向、高等教育世俗的和社会的使命、对政府主导和指导作用的接受，以及师生作为学者式官员(scholar-officials)遴选对象的愿景。 如果我们认同一个新兴的中国大学模式应该植根于儒家传统，那么马金森(Marginson)关于高等教育儒家模式的论述[9]也应该包括在文献回顾中，尽管他并不用它来专门指代中国大学。在构建儒家模式时，马金森将强有力的国家政策驱动和密切的国家监督和控制作为其中的主要特征，并把这些归因于将学术和国家治理密切联系的儒家传统。与此相关，儒家模式进一步表现出如下特点：高等教育学生数量和参与程度的快速、高效增长，国家有意识地推动“形成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层次”并且将公共投入集中在“金字塔顶端”[9]。由于中国具有家庭重视教育投入的长期传统，政府并不需要在需求方面做太多工作；进而，它可以利用家庭资金释放的财政资源来支持其他计划，如推动形成一个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层次。因此，儒家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展现了既能推动教育参与、又能提高研究数量的特点，同时也能提高居于前列的教育机构及其研究的质量。因此，可以公平地说，中国或者儒家大学模式从认识论方面到治理角度确实展示出一系列广泛的特征，体现了“国家驱动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大部分动力”的重要特征[9]。 然而，王洪才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本质核心是其如何为中国及其他地方的大学发展服务[10]。换言之，它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超越西方的模式规范?有意思的是，王洪才相信这样一种中国模式如果能够形成的话，不能完全或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列举了两个主要原因来支持这一观点。一个原因是，大学运作在一定的情境之中，而现在不可能回到传统的文化情境中去。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大量的西方元素涌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之中(当然也进入到高等教育的运作方式之中)；这也就是说，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了。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学术传统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悖论。即使是一些例如书院(古代中国的私立学院)这种具有强烈学术独立意识的进步因素的组织，也不能抵制政治因素对其的侵入，并且在应对政治势力的过程中遭遇重创。出现这种情况正是由于我们缺乏任何形式上的自律性和价值中立原则[11]。他指出，中国大学模式应该源自中国传统元素和成功的西方元素的兼容并包。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源于这些元素在当代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和实践。然而，中国目前的实践远远落后于西方模式在维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遵循知识价值中立原则上体现出来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