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2-0101-08 《上海的早晨》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创造了独特的“早晨”形象。一方面，小说内在于左翼文学共享的历史时间视野中，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性分野，将现代中国历史表述为黑暗的夜晚与光明的早晨的对照，体现出左翼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建构历史合法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确认现实正当性的整体诉求；但另一方面，小说区别于大量左翼文学将黑暗与光明进行截然区分的概念化处理，作家作为统战干部，他在工作实践中的问题意识与饱满的生活经验忠实地进入小说，使得小说所创造的“早晨”形象，不是概念中光明新世界弥赛亚式的降临，而是一个在现实历史进程中逐渐到来的“早晨”。这个“早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它再现了光明逐渐到来、黑暗逐渐退散的动态历史过程，记载了从暗夜中乍见光明的人们最初的不适与艰难，在留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复杂甚至艰难的经验和记忆的同时，更试图打开更广泛、更有包容力的未来想象。这个独特的“早晨”，其意义不仅指向当代文学，同时也指向对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和反思，内在于现代中国所创造的独特经验和所面临的独特困境中。 遗憾的是，在“文革”前的文学视野中，小说的这种独特性往往淹没在“两条路线斗争”或“典型阶级人物塑造”①的普泛讨论中。“文革”期间对小说的批判，反而极为吊诡地揭示出小说的独特性，如工人阶级代表显得比较落后、资本家居然也有“早晨”②等，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这一独特性背后的复杂性被简单地放置于“反动毒草”的判决中，没有深入讨论的可能性。到了新时期，小说与其他同时期的小说一样，政治上获得平反之后，很快在80年代整体性的知识转型中，被接踵而至的新文学匆匆抛在身后、束之高阁。近年来，伴随着对20世纪中国道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发现和讨论，小说也和其他左翼小说一样，获得了重新讨论的空间。当下，在对《上海的早晨》的重新解读中，比较集中且有深度的成果，是对包括更早的《子夜》等左翼都市小说中上海空间形象的再阐释，以及揭示出小说保留了大量充满物质色彩的日常生活经验，由此进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继续革命，抵制物欲”与现代性本身所内蕴的物质性、消费性矛盾的探讨③。但是，小说关于“早晨”这一经典左翼文学时间形象上的独特性，以及这一独特性背后现代中国革命内部的经验与困境，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因此，本文以这一独特的“早晨”形象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上海的早晨》，并由此进入到对20世纪现代中国历史的再思考中。 一、光明与黑暗交织搏斗的动态历史再现 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一条前进的现代时间轴线上，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明确方向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把这一过程具体表述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开端，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向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④ 呼应着这样的历史概念，左翼文艺普遍以中国共产党政权(包括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政权，也包括1949年以后的全国政权)的建立作为分界线，建构了现代历史黑暗的夜晚与光明的白天瞬间交替、鲜明对照的历史时间隐喻。例如，茅盾描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小说，就以《子夜》命名，象征着小说所呈现的历史时间是被否定的、黑暗的，这一历史时间中的一切人都看不到光明：封建地主固然被历史抛在身后，民族资产阶级也外强中干，一番挣扎之后还是归于失败，预示着光明可能性的无产阶级，在小说中也面目模糊。延安时期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开创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歌剧开始于穷人卖儿鬻女、无力躲债的风雪年夜，终结于喜儿解放、群众合唱《太阳出来了》的光明早晨，以八路军的到来为时间分界线，创造出黑夜与光明鲜明对照的艺术效果。后来的左翼文艺，基本延续这一经典模式，建构了旧社会即黑夜，新中国即天亮的经典历史时间隐喻。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都在歌颂早晨、太阳、光明这些意象，胡风的长诗直接以《时间开始了》为题，代表了左翼文艺的这一主流历史时间叙事。 从题目就能看出，《上海的早晨》首先内在于左翼文艺从黑夜到早晨的主流时间叙事中，作者同样要通过小说讲述一个光明的共和国早晨故事。但是，小说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历史在作者的时间视野中，不是一个转瞬完成的凝固时刻，而是一个延续的、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小说中的“早晨”，不是一个黑暗瞬间消散、光明立刻胜利的时点，而是光明与黑暗交织、搏斗的动态历史过程。 这一时间视野首先决定了小说没有像此前的《白毛女》或同时代的《红旗谱》那样，通过反动阶级被消灭(其代表人物在肉体上被审判甚至被处决)来宣布黑暗时代彻底终结。在《上海的早晨》中，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汤阿英这些劳动者的解放，但不意味着对立势力的同时消亡。以徐义德为核心，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新中国资本家”形象。这些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于“社会主义”的资本家中，虽然有特别罪大恶极的如朱延年，最终也被镇压，但更多人则在新社会中继续存在——这种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免于被清除的命运，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其生活方式、政治力量、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全方面得以保留，同时还获得了很大的生活和社会活动空间。从生活上说，他们继续保有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住洋房、开汽车、办舞会、吃西餐等充满“旧时代”色彩的活动仍然是他们进入新中国的主要生活内容。从政治上说，他们并没有被新时代排斥在外，而是活跃在政协、民盟、民建等重要权力空间中。从经济上说，他们依旧保有自己的工厂，虽然政府对剥削程度进行了一定限制，但他们仍然可以继续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利。从意识形态上说，他们通过或官方或自发的组织，“和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合法斗争”，而且在逐利本质的驱使下，在新社会继续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用尽手段压榨工人，甚至贿赂干部。小说客观地呈现了在“三反五反”中，即使对新政权持积极拥护态度的“进步资本家”如马慕韩、宋其文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五毒行为”。更重要的，马慕韩在各种改造运动中都走在前面，成为颇有影响的人物，平时在家还积极研究马克思理论和毛泽东著作。但配合政府也好，提升理论也罢，都不是为了真的认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在新社会中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