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文学史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一种重要形态，其核心呈现之一是白话文学史理论。这种理论肇自晚清，由梁启超开其端。1902年，梁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同时，在论小说的四力之一“刺”时，他指出，在文字中，“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①是年，在《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中，他又提出“言文”相合论。他认为，中国欲开民智，必言文相合，言文分则“人智局”，言与文都须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新新相引，而日进焉。”他进而指出，语言、文字的主体并非一二“特识者”，而是广大的引车卖浆之流。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需依靠人民大众，“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故得“一二之特识者”，不若得“百千万亿之常识者”，因“其力愈大而效愈张也。”②1903年，他在《小说丛话》中云：“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③梁氏诸论虽未明确提出白话文学观，但其对俗语、小说以及俗语和俗语文学主体即大众的重视，其实已使白话文学观跃然于形。而且，他对俗语和俗语文学的倡导，背后的支撑机制已非中学，而是带着科学主义印记的进化理论。梁之后，黄人、来裕恂、王梦曾、曾毅等扬其绪，均对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抱以热情，如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虽持正统文学观念，但对小说、戏曲也是专辟章节介绍。在元代文学论中，他称小说戏曲为元文学之特色；在论清文学中，他赞金圣叹之小说评论“风云月露，咳唾珠玉”，且对其后“小说之术寝以微矣”之状抱以惋惜。④黄人对小说戏曲则更是高度赞誉，其《中国文学史》不仅立足进化观对“尚雅戒俗、爱古薄今”的论文态度进行抨击，认为其“不知雅之本意为恒常”，“鄙陋实甚”，而且指出，“韵语起于风谣，风谣即俗之代名”，“古人之今，即今人之古，舍今俗而求古雅，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傅？”⑤对于戏曲小说等俗文体，黄人亦抬举有加，将元代院本、小说与《爱弥儿》、莎士比亚的剧作相媲美，并认为明代传奇把死的文学变成了“活的文学”。⑥曾毅更是认同通俗文学，且多嘉许之意。他认为元代“于词曲，于小说，乃融会而有通俗文学之发生”，为文学史上可“大书特书者也”⑦，安得以其“小道而忽之？”⑧他评《水浒》笔墨“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摸”，状人“务求刻画尽致”，“一人有一人之精神”，缀篇则“脉络贯透，形神俱化”，盖与龙门《史记》“相埒”；评《三国》“有波澜，有变化”，亦“奇作也”。而对胡应麟诋《水浒》“鄙俚”、谢肇淛斥其“君子所不道”，曾毅讥之乃“迂儒之谈”。⑨曾氏这些开明思想与中国正统文学观大异其趣，甚至和此前的林传甲、来裕恂也颇有异，大有扬白话文学之旨。但真正架构起系统的白话文学史观，并使之产生重要影响的，则非胡适莫属。正是胡适努力奋之，科学主义才真正成为白话文学史观的核心义理。考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及其背后的科学主义向度，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这种文学史观及其深层的复杂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视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自觉加以实践，是胡适治学的首要特征。正如陈平原指出那样，胡适治学能独辟蹊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方法的自觉”。⑩陈之所谓的方法，即胡适建基于科学精神之上的实证论和历史进化术。其中，对实证的重视又是他治学之突出特点。他将清儒考据之法与西方实证论结合，创造了胡式实证研究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说十分话”，做什么事情必须要做到：拿证据来！他毕其一生所奋力的科学方法，骨子里也不过这种“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实证主义。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他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且他认为，近三百年来的西方科学方法和中国朴学，本质是一样的，都要求做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不过，胡适同时注意到朴学和西方科学方法间的差别：“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无论文字校勘还是历史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不能“创造证据”。自然科学方法则“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他举例说，人工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以证水是氢气和氧气合成的，这便是“创造新证据”。在他看来，朴学倚重的是纸上材料，而“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动材料。”因此，“考证家若没有证据，便无从做考证”，但自然科学家“便不然”，自然科学的材料可产生“实验的方法”，它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能随意创造平常不可见的情境，“逼拶出新结果来”。(11)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胡将实证论用之于文学史研究、正式提出白话文学史观前的一次演练。此文借古文和白话二分对立对1872-1922年间的中国文学发展态势进行点评。从立足点来看，胡表现出了力倡白话文学和大贬古文文学的意图，这当与是时业已云涌的新文学风气有关。作为文学革命主将的胡适，倡导白话文学，反对僵化的、脱离人民大众的古文学，本是情理中事。不过，许是1922这个节点距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太过接近、新的文学尚不成气候之故，此文对古文文学的考证剖析很细致，很到位，但对新文学，胡适则阔论其文学主张，而具体的样本，他则几乎无据可考。这其实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即胡氏之长，乃古文文学、实证功夫，而非他言必扬之的白话文学。从文学史角度看，此文既勾勒1872-1922年间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当为一部略具体制的文学史。而且，此文业已初显胡氏后来架构《白话文学史》的两个理论支点：其屡试不爽的胡式实证法和进化之术。如此文论古文学，近乎处处小心，言必有据。在论《儿女英雄传评话》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中，他先据此书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之间的扞格，认定两序均为假托，再据光绪戊寅(1878年)马从善的序，断定该书作者为清宰相勒保之孙文康，又据马序中“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语，裁定文康死于同治、光绪之际，得出“此书为近五十年前的作品”之论。(12)胡氏此论兼具朴学和实证的风格，此类风格在其对《儒林外史》的版本与《老残游记》的研究中均可见出，这说明他着实是把实证法作为其文学史观的首要方法来对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