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2-0170-08 萧红无疑是够幸运的，未能通过审查，被迫以奴隶社的名义自费印行的《生死场》，反而因鲁迅的《序》和胡风的《读后记》，一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让作者“一跃成为著名的左翼作家”“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但正如《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幸运也就意味着“越轨”的《生死场》一开始就被纳入了“正常”的文学秩序，获得了“正确”的理解。鲁迅“序”于前，胡风“读”于后，共同锁定了进入作品的“正确”道路，以至于人们逐渐遗忘了萧红才情别样的“越轨”，甚至被迫反过来根据“正常”标准，承认了《生死场》的“断裂”“未完成”。 隐匿的对话 鲁迅《序》和胡风《读后记》，虽然都对《生死场》作了高度评价，但立论的根据和看待问题的视野，却全然不同，隐含着相互辩驳的对话。 鲁迅之《序》的核心，是第二自然段里的这段——实际上是一句——早已经成了文学史“定论”的文字：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2] 这其中，除开“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明显有所辩护而外，按照鲁迅的解释，“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含蓄而委婉的批评，“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3]。真正表达正面评价，实际上就只有两点：第一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第二是“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通俗地说，第一点是赞赏《生死场》的思想内容，第二点是评价小说的艺术成就。 而这两点，实际上也还可以再分析。“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因“女性作者”的限制，无形中变成了“有条件”的赞赏。这种限制，和胡风《读后记》中更为明显的男性中心偏见一起，构成了1980年代以降戴锦华、孟悦、刘禾等女性主义批评家重读《生死场》的辩驳对象。只有“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一语，在不断的重复中，变成了鲁迅对萧红毫无保留的赞赏。我们看到，鲁迅接下来，又两次重复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第一次是在紧接着前文的第三自然段里：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了，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4] 第二次，是《序》的最末，也就是全文的第六自然段：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5] 第一次的重复，以杂文笔法顺手“刺”向“训政”之道的同时，也表明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之于民族生存的价值。第二次重复，则直接召唤读者，肯定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之于个体生存的意义。总计六个自然段、不到一千字的短《序》里，三次表达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赞赏，借鲁迅的话来说，毫无疑问“已经力透纸背”。 尽管意思很明确，“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主语是“北方人民”，但鲁迅还是不惜花费笔墨，向住在上海这个“不同的世界”里的读者，描述了遥远的“北方人民”，与眼前的“愚民”之间的关联。《生死场》下半部所写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哈尔滨附近“北方人民”的反抗。鲁迅由此引入手，回顾了自己当时也如一般“愚民”一样，“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几经周折“才得进和平的英租界”的情形，对照着写《序》时的现实发议论说： 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鉴赏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6] 不仅“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的论断本身，更重要的，是作为鉴赏者的“黄白两色的外人”和“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的无情嘲讽，也“力透纸背”地表明：鲁迅毫无保留地激赏的，是《生死场》对“北方人民”，也就是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上海报馆的报纸口中的“庸人”或“愚民”们“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与对促成自己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的描绘相比，鲁迅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根本性的“倒转”：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外人”取代当初“愚弱的国民”[7]，沦为了厌恶和复仇的对象；而“愚民”们，则从当年的“看客”，变成了生存的行动者、挣扎者。《我要骗人》等晚年杂文里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作为旁证，表明已经从“五四”时期的启蒙装置里挣脱出来，变成了“愚民”的赞美者。 鲁迅的《序》写于1935年11月14日。一个星期之后，即11月22日，胡风写下了《读后记》。从情理上说，胡风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读过鲁迅的《序》。但事实上，他却撇开鲁迅的“倒转”，依然从“五四”时期的启蒙立场出发来读《生死场》，在“启蒙—进步”的现代性时间叙事中，把“愚夫愚妇”们最后的“觉醒”，当作了小说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