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7)02-0096-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11 《野草》连《题辞》共收入24篇散文诗，均得自于晦暗现实的苦闷体验。在其英文译本序中，鲁迅清楚地交代了那些诱发其创作动机的现实事件，这些经验型的事件在构成野草成书原因的同时，也成了鲁迅内在精神喷发的火山口。恰恰是这种基于现实的深切感受，促使鲁迅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决绝态度，开启了一条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完成的“虚无”之路。这条“虚无”之路，在《精神现象学》中被黑格尔视作是精神内部自我纯化的必经之途，在《野草》中则显现为鲁迅立足于现实生活，充分经验各种意识对象进程中的绝望之旅。 1927年9月，鲁迅在杂文《怎么写》中对《野草·题辞》中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作了如下解释： 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PP.18-19) 这里无疑汇聚了鲁迅纠葛的精神丝缕。远处的“坟冢”、“佛寺”、海天相接，瞬时激发了他关于生命的复杂体验，生命生成的过程顿时在他眼前流动、浮显，这即是沉默时的充实；然而要将这积淀在心田的感受全部外化托出，即把自我意识作对象化呈现，就会发现其间充斥了愿望的零落，生存的死灭，那些曾经确证的自我顿时变得模糊、值得怀疑，这就是鲁迅“将开口”的“虚无”。这“虚无”，乃是鲁迅驻足于现实中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2](P.55)的怀疑。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把这条怀疑之路称为人精神历程中的“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怀疑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2](P.55)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自我意识乃是一个不断将自身外化为对象，并不断扬弃这种对象化，最终回复到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意识对象本身是作为否定和扬弃自身的东西存在的，“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着的东西”[3](P.104)，因此意识的对象性就是虚无。由此，对鲁迅的名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没有现实化(对象化)的概念(意识)是“最实在”(“充实”)的，而概念(意识)的现实化(对象化)是“非真理性”(“空虚”)的。因此客观对象确定性(真理性)的逝去与演变也就成了《野草》虚无意识的逻辑起点，鲁迅以此开启了一条精神现象学意义上最为彻底的怀疑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并不同于那种“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不因权威而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2](P.55)。我认为，黑格尔所说的“决心”，与“五四”启蒙运动以来鲁迅曾深陷的那种只遵从自我独立理智的启蒙主义信念如出一辙。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渴慕在西方启蒙精神的映照下，由彼及我地贬黜枯槁的传统价值。他曾与尼采一样，站在新旧时代的交汇点上，决心对尚且处于“十全停滞的生活”的中国作破坏式的幽愤之思。他极力宣扬摩罗诗人身上“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4](P.101)的“强力意志”，并以此重构出“以力抗强”、“非达不已”的启蒙话语实践。然而这种只遵从自我确信的“抱诚守真”之启蒙主义观念，给鲁迅带来的却仍然是“空虚”①。在《野草·希望》中，鲁迅这样写道：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的歌声，乃是鲁迅早年“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4](P.84)的真实写照。然而这种只遵从自我的确信与盲从权威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虚空罢了”。在《怎么写》这篇杂文中，鲁迅以文学化的表达陈述了这一观点：“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1](P.19)对早期尼采式启蒙主义“决心”的审视使得鲁迅发现，这所谓的血的“精义”其实并不必然地导引出真理②，它仅是鲁迅意识发展进程中的怀疑之始(开始怀疑权威)，还未真正让他踏上“怀疑之路”。真正的怀疑之路乃是一个现实的生成过程，是自我在人生的长途中，不断地扬弃过往的虚妄，突破既存的框架(外在的权威和内在自我的虚浮)，从而在否定虚无的绝望之处开启一条本真意义上的希望之路。这也就是《野草》中所谓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真义所在，即当面对以往虚妄的信念而产生绝望时，你的认知层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过往的“是”与“非”的虚浮，进入到了一个等待你去开拓的新的认识领域，希望就由此产生了。 在黑格尔看来，这条永无休止的怀疑之路的内驱力之根源，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环节——虚无。由于个体直接把自我视为现实化的客观对象，这个客观对象的性质本身“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障碍和异化，因此，对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3](P.108)。换言之，在意识发展的进程里，对这种现实化对象的体认将最终作为非真理性(不真实性)的认定被扬弃，因此自我对象化的过程就反倒成其为个体自我自身的毁灭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毁灭”的结果并非是使自我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它乃是针对个体意识发展进程中特定阶段、特定方面的否定。黑格尔认为这种特定的“否定”事实上是通往终极目的地的“过渡”性环节，它不仅否定了过往，还预示着新的认识环节的展开。这对理解鲁迅《野草》的“虚无”有极好的借鉴意义。1924年鲁迅开始投入《野草》的创作，在“无聊”与“苦闷”的虚无中，他再次带着“遗忘”试图踏上一条求生的“新路”。这样的求生逻辑无疑根植于他的生命诉求：“因为还活着”，就不能惮于前路的消隐，求心啮己的活动就仍需以“虚无”为起点。这正如鲁迅自己所认识的那样：“‘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先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也只好……‘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5](PP.25-26)这意味着心陷“虚无”并不惮于“前路”的消隐，乃在于“虚无”本身亦蕴藏着巨大的反弹力：它的出现将预示着新生起点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