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2-0169-006 “缀段”是明清章回体小说的一种重要的空间结构模式，也是一种贬义的“命名”，甚至，“形如散沙”的“缀段”被看成是小说家思想低下的表征，论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西方novel的结构标准……指责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在‘外形’上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缀段性’(episodic)。”[1]56“五四”伊始，“缀段”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胡适、钱玄同与曾朴等两代文学家围绕《孽海花》等小说的“缀段”问题展开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术讨论，学界对此语焉不详。本文拟从胡适参与的“胡钱对话”、“胡曾争议”入手，逐层梳理这场“缀段”讨论背后的复杂关系，试图理清晚清、五四两代文学家对“缀段”差异认知的思想根源，希望能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研究提供一个阐释视角。 一、“胡钱对话”、“胡曾争议”与《孽海花》等小说的“缀段”问题 蒋瑞藻认为，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体裁摹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后，即递入他人。全书依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2]意思是：“缀段”具有主要人物依次“演述”、“依此蝉联”的基本特征。缀段体小说根据重要人物依次讲述，通过人物接力的方式结撰小说，“新小说”家对此效仿成风，而“新文学”家却大加挞伐。“新文学”家认为，现代小说要“从传统的文艺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的文艺形式(文言文，章回体等等)解放出来”[3]，必须抛弃“思想陈腐”的“缀段”。由此可见，两代文学家这种认知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根源有点复杂，可以做些溯源工作。 “缀段”古已有之，表述略有差别。桓谭说的“合丛残小语”(《新论》)已有“缀段”的意思，《玉照新志》中的“思索旧闻，凡数十则，缀缉之”[4]等话语与“缀段”已经比较接近了。但章回小说的“缀段”与前期的“缀段”还是两个概念，前期的“缀段”偏重于编辑、辑录，没有收拢在一篇作品中。并且，“缀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取其狭义。石昌渝认为，缀段体小说“是并列了一连串故事”，而故事由“几个行动角色来串联”，“由某个主题把他们统摄起来”，而最关键的是，行动角色“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5]这是一种标准式的缀段。浦安迪却认为，在一定的语义范围内，“所有的叙事文”都有可能具有某种“缀段性”特征，因为这些叙事文要“处理的正是人类经验的一个个片段的单元。”这种观念有些宽泛，但浦安迪提出的宴饮等“无事之事”[1]46、58插入小说造成缀段的观点还是富有洞见的。本文倾向于广义缀段，因为，缀段不仅仅是小说的空间结构模式，缀段结构的背后还蕴含着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基于此，缀段引起很多争议。“胡钱对话”与“胡曾争议”就是例证。 “胡钱对话”发生于1917年，主要围绕《新青年》“通信”栏目而展开的“缀段”等问题的讨论。这一年的1月1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指出，当下的中国小说“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6]钱玄同认为，只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有价值”。另外，苏曼殊思想高洁，他的小说，“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也”[7]。这样，“胡钱对话”集中在《孽海花》等小说上。胡适反驳道，《孽海花》“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而不得为佳小说也”。理由主要是：评论文学“当注重内容”，也要注重“其文学的结构”。[8]胡适还批判苏曼殊的《绛纱记》“硬拉入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今日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者也。”[9]如此批评不免有些偏执，但钱玄同几乎完全同意了胡适的看法，并解释说，“玄同当时之作此通信，不过偶然想到，瞎写几句。”[10]这是坦诚之言，恰如他在(1917年4月14日)日记中的自我解剖：“我平日看书从无自首至尾仔细看过一遍者，故于学问之事，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不过一时欺惑庸众而已。”[11]314 “胡钱对话”似乎告一段落了，“胡曾争议”正在酝酿着。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有着文学史意味的长文中，也只涉及“《孽海花》……是这个时代出来的”[12]181这个不痛不痒的句子。而对于其他成名的谴责小说胡适都赞誉有加，这激起了曾朴的不满。1928年，《孽海花》被重新修改，曾朴在该书前言做了比较集中的反击。他反驳道：胡适“说我的结构和《儒林外史》等一样……我却不敢承认”，同样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组织方式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而《孽海花》“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13]。曾朴认为，《孽海花》珠花式结构与《儒林外史》珠练式结构有区别。 “胡钱对话”、“胡曾争议”反响不大，也不乏关注者，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述了鲁迅看过“《新青年》三卷六号”钱玄同“致适之信”，鲁迅认为，“《留东外史》为时人所撰小说中之第二流，颇不谓然。”[11]321显然，鲁迅对这场“缀段”讨论是关注的，并且，对胡适的过激批判颇有微词。鲁迅曾经说过，“可省的处所，我绝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也绝不硬作”，主要原因是“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做通例的”[14]。对苏曼殊等新小说家有一定的理解。陈平原也认为，“胡适过分强调长篇小说结构的严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缺乏必要的弹性……评价未免有失公允。”而曾朴的辩解也不能令人信服，小说《孽海花》毕竟具有“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缀段结构。[15]陈平原的评价比较实在，但依据“公允”标准来评价“胡曾争议”，只是用今天的学术眼光做出的艺术评价，还不能够涵盖这场“缀段”讨论所呈现出的丰富性。而问题的关键是，胡适和曾朴等人对“缀段”的认识为什么会如此迥异？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