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3-0095-12 DOI：10.14086/j.cnki.wujhs.2017.03.009 1921年，胡适编著出《国语文学史》讲义，“国语”作为关键词进入文学史叙述，新的述史观念、模式成为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体现。而仅仅过了六年，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宣告了国语文学史的退场。在此期间，除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以“国语”冠名的文学史著还有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但是这两本国语文学史著在当时都未得到人们的肯定，《新著国语文学史》甚至被批评为“糟糕”①。实际上，这两本出现在中国文学史写作早期的国语文学史著隐含着民族国家意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更是对其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一次“史”的实践，影响着文学经典的重塑和新文学的走向。可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虽然较早地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但是相关研究成果多通过发掘其平民意识、进化史观以揭示此本文学史区别于之前中国文学史著的时代意义，对于《国语文学史》所蕴含的国语内涵关注不够。那么，为何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概念代入文学史著后，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被批评为“糟糕”？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多世纪内，国语文学史的历史为何如此短暂？两本国语文学史著在历史中的发生与退场究竟给中国文学史书写乃至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哪些影响，它们的价值、意义何在？ 一、国语教育与国语文学史发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认识到中国只是万国之一而非天下之中心的中国知识者发觉“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立一民族国家而已”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源自中国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所带来的危机感。在天下向国家、民族概念的现代转换下，臣民变为国民，民的形象和素质成为国家存亡兴废的关键。开启民智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古代繁难的文字符号使得知识普及难以实现。在日本明治维新文字改革的启发下，中国文字改革先驱者们开始审视语言文字以期变革。作为民族国家共同语的国语概念，一经传入就被语言学家冠名于语言文字改革，改革成果也被试图运用于国民教育。 晚清切音字最初倡导者卢赣章写到：“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又言：“当以一腔为主脑。19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16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19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③国语运动伊始，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即是其目标。但是直至民国三四年间，编纂国定小学教科书时，“只把第一册勉强用些言文接近的句子；第二册将‘的’‘么’‘这’‘那’等字附在课后，以与课文中‘之’‘乎’‘彼’‘此’对照，但终于被删去。”④黎锦熙曾描述过民国六年国语入文的情形：“不但是做文章，就是平常朋友间通信，除开有时援引几句语录，摹仿‘讲学’的口吻外，也从来没有用过一句白话。”⑤可见，即使经历了卢赣章切音新字的创立、王照官话字母的宣传、劳乃宣简字的传播等几十年的语言文字运动，也未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言文合一。同时，1920年代初发生的京音、国音之争中，实际上无法普及的混合音的出现以及盲目的两音争论本身也宣告了国语统一离预期的效果还存在差距。经历了多年努力的国语运动陷入困境。而据胡适回忆，文学革命开始于他对如何改良语言文字以启蒙广大民众的思考，并成型于胡适和梅觐庄、任叔永关于白话是否可以作文学，尤其能否做诗的争辩⑥。新文学发起者从改良中国语言文字入手，并围绕死语、活语，死文学、活文学进行文学革命论争。正因如此，新文学倡导者很快注意到国语运动所提倡的言文一致和白话的内在联系，并自然地将国语与文学相联系。1917年陈独秀答复胡适书信时写道：“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⑦同时明确将古文文学视为国语文学的对立。而国语运动在教育普及和国语统一方面的失败，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将一直以来国语无法普及归因于国语运动主导者的心态：“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用王树枬《故旧文存》自序中语)。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他们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了：上等人认汉字，念八股，做古文；下等人认字母，读拼音文字的书报。”⑧他认为这种片面提倡国语的方法根本无法达到启蒙的目的，因为“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⑨若要启蒙民众并使之信服，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就要打破阶级划分，有全民皆用的语言文字，并且用这种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使民众愿意使用。能满足这两点的文字就是国语文。以此思考为基点，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喊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指出“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⑩。新文学建设成为国语确立的必由之路。提倡国语不再局限于国语字典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白话文学开始借国语身份介入国民教育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自此，新文学范式的建立和国语标准的确立有了在文学领域内部得到统一的可能性。而在胡适等一班新文学发起者看来，在新文学出产品并不丰厚的状况下，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11)是不足以确立这个标准的。既然新文学创作储备不足，梳理古典文学脉络、筛选已有文学就成了创立标准国语文学的重要参考。同时，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出发，为新文学的合法性找寻历史进化的依据也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历史纵向叙述的新型方式，以教学讲义的形式，进入了国语文学倡导者们的视野。 “民国九年，教育部命令：从本年秋季始业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又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为止。’”(12)民国学校开始改用国语教学，国语教育得以正式确立，自然急需大量国语教材和国语教师。同年，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聘请胡适、黎锦熙、钱玄同、蔡元培等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开讲，目的是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国语教师代表。1921年胡适担任国语文学史授课教师，其编写的15篇讲义是《国语文学史》的最初底本。1922年去南开讲演时，胡适删去了原讲义的一部分，将原先的十五讲归并为三编，这个便是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公开印行的《国语文学史》底本(13)。“国语文学史”由此面世。 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汇集了全国各地选送的教师代表，胡适称这些人是“国语的传道者、国语的先锋队、为国语下种子的人”(14)。凌独见是浙江省选派的国语学员，并在国语讲习所毕业之后被邀请去浙江省教育会附设国语传习所教授国语文学史课程，以此为契机，他编纂了《新著国语文学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其文学史命名中新著二字正是相较胡适《国语文学史》而言。 纵观民国时期文学史著目录，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和胡适的《国语文学史》是仅存的两部被冠以国语二字公开发行的文学史著。这两部文学史以国语为标准审视，从文学史著的角度践行国语的文学观念，堪称首创。这一实践不仅引领国语运动走出历史困境，也为新文学创作标示出国语范本与发展逻辑。 二、“糟糕的”《新著国语文学史》 值得注意的是，以国语为述史准则产出的两枚文学史著果实不仅未得到肯定评价，反而屡遭贬损。胡适自己评价其《国语文学史》是“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15)。凌独见称其《新著国语文学史》“不过是部‘读书录’罢了”(16)。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批评凌氏文学史“其错误可笑之处真触目皆是”(17)。不仅如此，民国十三年八月七日的晨报副刊刊登了一篇署名衣萍(18)的文章，名为《糟糕的国语文学史》(19)。文中言辞激烈，称凌氏文学史(20)是“糟糕的”，并称首次用“糟糕”一词形容凌氏文学史的人正是胡适(21)。笔者并未在胡适的文章中找到任何对凌氏文学史的直接评价，至于胡适是否称其为“糟糕”，我们不得而知。章衣萍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认为“糟糕”的理由：一是一部分抄袭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二是未抄袭的部分“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日”(22)。胡适《国语文学史》成为章衣萍评判凌氏文学史好坏的重要标尺。诚然，胡适作为国语文学的倡导者，其《国语文学史》在中国“国语文学史”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那么凌氏文学史相较于胡适《国语文学史》，是否如章衣萍所说如此“糟糕”？为何新文学建设理论中意义重大的国语的文学代入这两本文学史著后，均未得到肯定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