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磐的晚清，被认为是中国“青年”在历史中亮相的开始，梁启超在1900年写下《少年中国说》是个再鲜明不过的标记。钱穆在追溯“青年”成为中国文化热点的历史时曾指出，“民初以来，乃有《新青年》杂志问世。其时方求扫荡旧传统，改务西化。中年以后兴趣勇气皆嫌不足，乃期之于青年。而犹必为新青年，乃指在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言。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①，从而将青年文化的兴起定格在民国初年②。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初，“青年”文化形象的出现都是时代的产物，民族家国趋于覆亡的深重忧虑激发了对“青年”的政治文化想象与期待。壮怀激烈、激扬慷慨、革故鼎新、锐意进取，这种青年形象的文学想象在召唤投身历史、改变未来的文化信念，同时赋予自身浓烈的时代经典意味。圆框眼镜、白色围巾、身着蓝或黑的单色上衣，手拿新潮的文化刊物，“五四”时代的美学呈现牵扯着革命、国家、民族、自由、进步、民主等一批重量级词汇的理解与表述。在社会重大转折的催促下，文学的青年叙述成为诸多价值观念争夺的重要对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还在通过对时代新人的塑造来转述主流的价值观念。历史在重大时期的“几乎每次突进或转折，都首先在青年的文学形象中反映出来，而文学中青年主人公的不同特征，又令人隐约看出历史阶段间的分野”，就此意义而言，“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③。作为文学形象的青年，实际上承载着文化观念对“实然”的焦虑和“应然”的期盼。 青年意味着社会发展中的新动力、新规划与新实践，青年往往通过理想的叙述来指认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如何把握国家/集体的发展需求、怎样看待个人价值的实现、如何理解“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都可以在青年的理想蓝图中找到答案。可以说，青年区别于中年、老年而获得特殊的重视，正是在于青年拥有理想及其成长的空间。有研究指出青年角色之于社会结构的双重性：“如果把年轻人看做是一个反映形势的‘敏感器’同时又是其操持者，可能更合乎现实，既不是普罗米修斯，也不是毫无行动能力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囚徒’。年轻人既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又是社会结构的行动者。”④显然，理想就是青年集“产物”与“行动者”于一身的体现。假使青年放弃理想的设置与规划，就等同于放弃自身面对历史进程的主体能动性，放弃“人”最核心的社会属性。青年理想的等级区分和价值臧否映射出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预期，如在20世纪80年代，做科学家比做生意有出息，喜好港台流行歌曲有可能被视为颓废青年。然而，这种价值序列无法有效回应理想主义面临的危机，“潘晓事件”就是明证。文学叙事的记录里，北岛于1985年正式出版的《波动》保存了在70年代就已经萌发的“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我向何处去”的茫然，小说主人公之一萧凌的一番话实属离经叛道：“祖国啦，责任啦，希望啦，那些漂亮的棒棒糖总是拽着你往前走，直到撞上一堵高墙为止……”⑤萧凌的虚无感可以用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来阐释，杨讯和萧凌都可以被归置为“文革”的受难者和责任的“他者”。但在90年代，理想危机终于丧失了“文革”这样便利而脆弱的历史借口。 社会大转型的时代降临，革命、经济相揖别，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松垮。以物质生产、经济增长、商品消费等为核心的词汇迅速升温，大众文化兴高采烈地占领了文化舞台的中央，这个进程延续到今天。个人理想的设置拥有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广阔空间，个体实践理想的途径和方法也渐趋多样。在更自由的条件下，主流文化对青年理想的重视仍未消褪，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表述：“青年有多高理想，国家就有多大梦想。”⑥就在这看起来是理想的春天的年代，文学叙述却推出了一系列灰头土脸的失意者。如果说“理想”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仍是个有分量的主题(无论萧凌的虚无主义如何膨胀都要正视理想的存在)，那么近十年来文学对于理想的叙述则明显发生了变化：理想正遭遇资本和权势的无情嘲笑，它的内涵正急剧地萎缩，其价值判断也日趋负面。以下简单陈列出的关于理想的文学叙述，就携带着许多尖锐的疑问。 海萍悲观地想，要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⑦ 爸，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在城里种下了一棵大树。⑧ 戴着厚厚眼镜的书呆子，他们像是伴随着《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一样朝图书馆踢着正步走去，他们是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谁都不会没事去盯着八九点钟的太阳，那对眼睛的伤害太大了，我们都视其为不存在)。⑨ 他恍然觉得映在夜色中的这些璀璨其实就是他心底深处的理想之光。他从不知应该如何描述自己的理想。理想是什么形状有什么质地，他几乎没有任何勾画的依据。而现在，都市夜晚的灯火给了他一个朦胧的幻觉。⑩ 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11) 城市青年将拥有自己的房子视为工作生活的核心目标，农村青年却还以成为城市居民为毕生的梦想；青年学生实现理想的努力遭到富二代的鄙夷，出身农村又备受挫折的青年学生甚至已经没有想象理想的动力；理想沦为反讽和调侃的谈资，当它带着悲壮的气息出场时，往往意味着揶揄：“在生活里你可以随意伤害我，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能碰我的梦想。”(12)这里的“梦想”是臆想完美情人和在生活中不停地换女人。这批共时性文本勾勒出理想主义溃败的场景，理想失去了它的超越性、规划性和荣誉感，它已经不再是需要认真对待、甚至是认真解构的问题，但这本身，却值得在文学与社会相互塑形的意义上继续追问。 退出国家/社会现代性的想象框架之后，近十年来文学叙述中理想在个人价值实现的意义上也无法自洽。个人的理想或愈见低微却仍极难实现；或即便实现也无法带来价值的满足；或企望理想但已丧失理想的话语建构能力。这一切，都期待在“现实—文学”、“历史—当下”、“社会—个人”的互动结构中寻求阐释。近十年来文学的理想叙述呈现出怎样的共有的文本特质？它与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的理想叙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关联、又启发着怎样的历史阐释？近十年来文学的理想叙述展现出怎样的“社会—个人”互动风景、映射出怎样的认同生产机制、包含着怎样的时代认同诉求？这种认同诉求是否携带着价值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