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7)02-0097-12 长期以来，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社会正义缺失问题，以社会资源分配、具体政策运行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等为切入点的宏观政治哲学所做的回应，通常缺乏必要的微观批判视角。它往往忽视了被资本异化的空间权力对日常生活的监控，以及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所引发的文化剥削，这两者之于城市正义失范的内在关联。① 事实上，当“资本的空间生产本身已取代或凌驾于空间中的物的生产之上时”，②脱胎于商品交换并滋生城市矛盾的社会关系，“就在更为广义的视域中——日常生活、家庭、街区——再生产。它们在剩余价值被实现、分配和消费的地方再生产，也在艺术、文化以及科学等其它领域再生产。”③这表明，城市正义的失衡只是资本逻辑入侵日常生活后，扭曲个体间关系的微观文化危机在政治层面的征兆。因此，无论是劳动分工的区域性不平等，还是收入分配的地缘性差异，甚至是居民群际间空间性的政治张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式同日常文化图景彼此媾和的消极后果。而资本的空间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现象学和意识形态上的过程……则与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政治经济学和一种物质文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存联系在一起”。④其中，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的空间性再生产，已然疏离了不断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超越和批判作用。通过“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形式，以及资本组织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⑤它将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逐一纳入资本逻辑的运转轨迹当中。借此，“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一种生活座架、一种承载事物且标明分工和行为等级的秩序……具有巩固特定生产模式的功能。”⑥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的幸存才与城市的非正义发展息息相关。换言之，城市正义的缺失，可视为资本生产的空间结构，在微观领域进行自我调整的消极后果。第二，资本主义的空间性再生产，还在价值多元的文化图景中植入了文化工业的商品元素。从而，把表征不同空间诉求的个体差异性文化需要，异化为对不同商品部类的消费需要。殊不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满足的‘品味’的异质性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它隐藏了主体态度潜在的同质性，即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技术学的文化工业产品结构特点的一种效果。”⑦于是，塑造个体生存样态且具有批判指向的城市文化景观，就成为资本消费空间的一个环节。至于各种亚文化群体对现有秩序的质疑，则是资本“弹性积累”为掩盖城市不正义现状而故作姿态罢了。因此，社会正义的失范既表明资本空间对日常生活的监控与剥削，还揭示出微观文化与消费逻辑的共谋。 然而，有限的城市空间是资本逻辑无限发展的外在限度。特定区间内，商品的过度消费以及资本的超量积累，在引发资源配给区域性不平衡的同时，终将促使城市体系崩解。⑧作为城市正义危机的征兆，资本空间性再生产的失控，毋宁是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文化图景对资本逻辑的现实性反讽。 一、正义失范的征兆：资本空间生产的隐患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异化 以“物”为尺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城市之于个体的原始格局。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过程中，原本统一的日常生活景观，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强制划分为履行不同经济职能的若干抽象领域。从横向上来看，它意味着居民的城市空间定位，服从劳动分工的地域性差异，并于所谓中心与边缘的地理—政治结构中，因各自在资本产业链中的不同位置，而享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源。⑨于是，“生产能力在此处的大量集中和在彼处的相对匮乏所表征的‘地理不均衡发展’”，⑩就构成资本城市空间不正义的前提。从纵向上来说，它表明除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之外，居民其他的日常交往行为也被纳入资本的空间性生产当中。与前者不同，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独立场域，“休闲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的联系揭示出与工作空间相关的政治权力。”(11)它们在被制度化的同时，作为空间性生产“需要的顶端被生成出来，在组织并赋予后者以社会结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控制和归类。”(12)换言之，资本生产对城市空间的切割与规划，直接导致日常生活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条件。它在异化的空间关系中，又滋生出维护不正义现状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资本的空间性生产与积累，在宏观的城市格局与微观的日常生活两个维度，分别造成了政治与伦理的双重异化。 一方面，资本的空间规划必然造成城市内各区间的相互剥削，以及因中心与边缘的激烈对峙而引发的权力倒错。首先，资本体系内分属不同经济部类的生产活动，在现代城市的规划中被人为安置于不同的地理区间。通过劳动分工的地缘性差异，碎片化的城市空间就被整合到资本逻辑的链条当中。进而，当城市的“具体场景的完整性和历史性就被逐一解构时”(13)，它“就被改造为充满劳工市场行为、资本活动方式、阶级同盟与不同政治诉求分歧的社区集合。而这种出于资本积累目标和阶级关系基础之上的建构，却将资本对个体的剥削，泛化为城市空间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倾轧。”(14)被资本的空间性再生产反复确证的一点就是，当前社会的“决定性关系以剥削为基础并被其所强化，从而成为本质的与中心的。需要的力量超越了对利益和肮脏的金钱的需要，超越了超额的最大利润。……并因此具有盲目的和自发的性质，从而成为不断增长的限制性影响与建构性面具。”(15)这表明，城市社会关系的基础，已然在空间维度，发生了从人际交往向物质交换的转变。而财富抑或力量的地缘不均衡性，则成为生产主体在公共领域相互剥削的前提。既然资本生产在细化劳动分工的同时，又将城市人群固化在专门的职能性空间，那么分散在城市空间碎片中的个体，其交往模式只能以需要—消费为基本特征。如此一来，因劳动的地域性分工而导致的资本地缘不均衡性，就通过碎片化的社会职能空间，利用单向度个体之于全面性需要的缺乏，异化为个体间相互要挟的条件。当我们把“事物、操作、客体当作城市空间的全部特征时，”(16)以“物”的关系为代表的人与人之间冷漠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削弱城市向心力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