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西方人文地理学学者理论的盛行，空间越来越受到城市研究者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空间不仅是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发生和展开的地点和场所，而且是在社会进程中随着人的实践和公共生活的展开不断被生产与塑造的产物之一。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考察了社会空间如何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所生产，又如何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塑造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①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就会发现，明清至1928年以来一直是国家政治中心和教育文化中心的北京，其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和变迁，不仅仅是国家权力意志和城市市政规划的结果，而且是在教育制度变革、读书人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被形塑和建构的产物。这一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本身即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中生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和读书人社会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其也反映了晚清以来的读书人发挥群体能动性的限度和可能性，以及这一群体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社会条件的变迁。 一 科举制时代的宣南士乡 从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到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又改北京为北平，这座城市连续五百余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明清两王朝，一方面，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为中国的官员和读书人提供最为精英和高级的社交圈和文化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发达，作为全国教育中心的北京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大量人才和资源。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瞿兑之以“铢庵”为名发表的文章中将北京比喻为“全国的心房”，认为其起到促进全国各种事业不断活泼的作用。③就人才而言，明清时期北京每两三年有一次会试，平时又有各种零星之“投考、选缺、引见、解饷”等事，于是各省有志上进的人，都想到北京“结声气、谋出路”。④在北京住一些时候，他们的见识学问长进，交游声气扩大，再向外省发展，又可培养出第二批人来，将来再来接受北京的教育。这种处于良性循环之中的人才流动也带动了北京的工商业发展，使得书籍、美术品、装饰品等各省的上等货色集中到北京，北京的上好货色又分散到各省。⑤ 从人才流动到物产流通，作为科举制中心的北京可以说凭借其政治和教育功能凝聚促进了国家知识人才和文化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功能和效应是基于这座城市的国都地位而言的，其内容更多的是指向国家层面而非城市本身。但是，当我们引入北京的城市空间这一视角时，对于上述城市教育和文化功能的现实条件和社会文化影响之考察则拥有了一种更具物质性和在地性的研究落脚点。 新式学校在北京建立之前，清朝京城的文化中心是围绕宣南地区这一士人聚居区域形成的。由于清政府采取满汉分离的居住模式，限制汉人和外来人口在内城居住，大部分官员、学者、士子的居住地都位于外城。在一百年中，围绕着南城，尤其是被称为“宣南士乡”的宣武门以南区域，形成了京城士大夫居住、交往、观剧、买书等活动展开的城市空间。清初，在明代望族别业的基础之上，新兴的名士显宦兴建了一些名园大宅，围绕这些宅第，经由同乡、同年、门生等人际纽带，形成了一些士大夫相对集中的街区。⑥比如琉璃厂附近的海波寺街，这里的古藤书屋曾寓居过金文通、龚鼎孳、何元英、朱彝尊、章云等名臣、名士。⑦宣外西部的慈仁寺，是清朝初期著名的书市，顾炎武、王士祯等人都曾在此处流连买书，在附近居住交游。⑧ 清朝中叶，会馆在宣南地区开始勃兴。据统计，明代北京仅有会馆33个，而且大部分位于内城。清代北京建有会馆341个，其中有50余所服务于各地工商业人士的工商会馆，主要分布在前门和崇文门外。而为各地前来北京应试的举子提供住宿和交往空间的士子会馆数量则多达300余所，并且都位于宣南地区。⑨这些举子会馆的住户，通常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而周期性地更换。每至会试之年，会馆住满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虽然每科最终录取的人数仅为三百名左右，但是前来应试者则多达六七千人。⑩上述人群也刺激了相关产业在宣南地区的发展，随着会馆的勃兴以及《四库全书》修撰的进一步影响，琉璃厂一带自乾隆年间逐渐成为京师最大的书肆和文化中心，不仅有书店书摊，还有古董、字画、碑帖、纸笔等文化用品，以及某些专门以赶考举子为服务对象的行业。(11) 围绕名士住宅和士子会馆形成的士人阶层生活与交往空间，同时也是讲学乃至议政的地方。乾嘉之后，由于国内局势稳定，士大夫群体有余暇从事文化活动，而且思想控制相对放松，士大夫自由讲学的风气在北京大为兴盛。一时间，这里成为学术思想的中心： 嘉庆中翁覃溪一班人讲碑板，法时帆一班人讲掌故，道光中祁春浦一班人讲说文，何愿船、张石舟一班人讲西北史地，魏默深、汤海秋、龚定庵一班人讲经济，曾涤生、倭艮峰一班人讲理学，同治、光绪之间，京中士大夫讲气节，讲风雅，光绪中叶讲时务，讲变法，辛丑壬寅以后讲新政。百年中风尚变迁，大略如此。尤其是讲变法以来，除了纯粹学术以外，又加上政治上的放百高论，更觉有声有色。(12) 宣南地区的各省会馆不仅是“公车上书”这一维新变法核心事件的发起地，而且为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一系列变法活动提供了思想酝酿、言论展开以及群体行动的实践空间。1895年，康、梁发动18个省的1200多名举人聚集于宣南达智桥松筠庵，签名上书要求变法。(13)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多人，正是由于这些举人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宣南地区的会馆之中，并且由于会馆的密集而交往密切，信息流通迅速。二者随后在宣南的安徽会馆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又组织了政治团体强学会。1897年，康有为在宣南的粤东新馆创办了粤学会，并且鼓动各省会馆建立学会，此后他又在粤东新馆建立了保国会。(14)组学会、建学堂、办报纸的主张和实践经由二者的宣传和鼓动影响到宣南地区的各省会馆，相继兴起了一批学会、学堂等，其影响还继续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