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人类社会文化创造和传承的“温床”，部落和族群在节日仪式、庆祝舞蹈时聚集在一起，是集体成员文化共享与记忆延续的有利时机。[1]但是在欢腾期以外的时间段，族群和部落的凝聚、认同靠什么维持?这是涂尔干理论的困境之处。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把记忆研究从心理学领域引到社会学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2]从另一个维度来说，每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同一民族”的支持。在族群内部，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中的位置来进行回忆，群体的集体记忆通过个体的记忆来唤醒和实现，并且在每个个体的记忆之中体现自身。 一、研究缘起：集体记忆框架下的火把节文化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正是为了解决“涂尔干的理论困境”提出的。哈布瓦赫认为“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事实上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并且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得到纪念，它们使记忆在除此之外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3]集体记忆像是一个中介变量。一方面，民族通过节日庆典纪念那些对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另一方面，民族的集体记忆也被这些节日庆典所固化和强化。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到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即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4]民族节庆因其广泛的参与性和现场性是一种体化实践。在这种活动中，族群和部落成员只有亲身在场参与节庆具体活动，才能传达信息。凉山彝族火把节中的各种习俗活动是彝族民众集体记忆的结果。火把节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办，历时三天，分为“祭火、庆火、送火”三部分。在三天之中，彝族民众会穿着节日盛装，相约在火把广场举办选美、斗牛、斗羊、赛马、爬竿、朵洛荷、跳达体舞等活动，热闹非凡。火把节作为民族节庆文化，承载着彝族民众敬火尚火、祭祀祖先、祈求丰收、驱灾纳福的民本愿望和朴素理想。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有“东方狂欢节”的美誉，是彝族最为盛大的民族节庆活动。而火也成为彝族人精神领域的文化象征符号，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成为彝族团结和民族凝聚的力量之源。 地域性、周期性的节庆活动和独特仪式，是展示“火文化”、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和民族历史博物馆、文化遗迹、民族歌曲和文本记录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记忆只有经过这些载体才能继承和流传下来。诺拉形象地称这些文化载体为“记忆的场”。“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共同记忆，必然无法建立深层次的认同和团结。这是每个民族都必然珍惜自己的共同历史传说或祖先故事的文化原因”。[5]在这种定期重复举办的节庆活动中，彝族民众既保持了与传统文化“记忆通道”的连续性，也借助集体记忆和共同历史保持着族群的凝聚和认同。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建构的概念，民族的过去和记忆主要由现实的关注所形塑，即“现在中心观”，也就是集体记忆的现实性。[6]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将民族定义为一种基于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是被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不过民族成员彼此之间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7]彝族民众通过参与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民族共同记忆，将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勾连”成绵延不绝的统一体，也在节庆活动中建构着“民族想象”和“身份坐标”。 二、历时性视角：火把节传播形式和记忆载体的发展与嬗变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传承需要文化载体。而记忆方式和记忆载体的变化对记录功能有着本质的影响。本文通过历时性地考察彝族火把节的口头传统、书面传统、影像记录等传播载体和呈现形式，来透视民族节庆文化集体记忆的承载发展与嬗变。 (一)口头传统与记忆 媒介环境学派用四个特征鲜明的传播时代构想历史，它们分别是口语时代、书写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口头传统的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具有灵活性的特征。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倚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8]而口头传统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理想境界。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对更多的人发生作用，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9] 口头传统强调的是记忆和训练。[10]记忆术对口头传统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11]传统社会节庆集体记忆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叙述和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口语传播使得集体记忆代代相传，言语的习俗则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最稳定的框架。千百年来，彝族的历史总是以口头叙述的方式流传。火把节的传说也不例外。彝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可以了解火把节的历史渊源和神话故事，也可以在世代口述中沿袭火把节的传统仪式和节日内涵。而在重大庆典时刻，人们共同走向火把场，这种集聚让更大范围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成为可能。彝族民众亲身参与节日的经历成为彝族个体的“自传记忆”，加强了参与者之间的纽带联系。蓝天白云下，彝族的青年女子跳着优美的朵洛荷舞、唱着朵哈经；年轻的男子或在摔跤场上展示身手，或是在马背上飞速驰骋；富有才艺的彝族人在场上展示高亢的阿都高腔；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则通过“吟诵”的方式讲述着古老彝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变迁史。通过火把节的集聚，彝族群体成员的集体记忆被间接激发出来。一方面人们在一起分享信息、沟通情感，获得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另一方面，通过既定的纪念仪式和庆祝活动，把彝族的文化观念、火把节的文化记忆传递给每一位彝族群众。年复一年的“仪式重演”对于塑造社群记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口语传播的便利性对民族集体记忆来说是天然的优势，但口语记忆的天生缺陷是在人际传播间极易造成民族文化的“结构性失忆”。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节庆文化的集体记忆产生“部分流失”。访谈中，阿力莫尔呷说：“其实，这个火把节原来的内涵，只有那些比较老的人才知道嘛。现在他们都不给那些青年人讲嘛。不给青年人讲这火把节的来源、这些火把节仪式有什么作用、它意味着什么。然后现在的青年人越来越不知道这个火把节是为什么过的。只知道点火把、杀鸡、吃鸡肉这些嘛。越来越不隆重了。”访谈中，青年人黄聪哈说：“我们现在因为要读书，有时候不会在家里。特别是在火把节传统知识这些方面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因为父母没跟我说，我也就不知道火把节的缘由。现在我们都大了，只知道去‘耍’。像我们这样的，对火把节的了解就很少了。”因此，书面传播因其文本性和永久储存性，成为集体记忆的另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