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7)04-0021-21 国家成长过程中，外交活动的主题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认知会出现部门分化，外交主张会变得复杂多样，行动系统也会由简趋繁。认知结构和行为系统的发展，会相应地引起政策变革与行为调整。探究这种由系统变迁而导致的行为变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经验层面，以美国外交行为系统为研究对象，能为评估一定时期美国外交政策走向提供参考依据。 就美国而言，它有过建国外交、中小国外交、大国外交和超级大国外交的历史经历。不同时期的实践催生了各种外交传统，①它们有时相互强化，有时又彼此抵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方向。针对美国的外交传统，当前研究中有高度概括的历史总结，如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A.McDougall)总结了例外论、孤立主义、门罗主义、扩张主义等主导19世纪美国外交的“旧约信条”，也总结出进步主义、威尔逊主义、遏制论、全球改良主义等影响20世纪美国外交的“新约信条”。②除了抽象的思想史研究，也有精致的个案研究，如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尼克松主义、克林顿主义等。③美国外交思想中的各种“主义”是其外交实践的总结，也是引导其进一步行动的理论指南。因此，此类研究极大丰富了人们对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 但是，对于外交传统影响美国行为的机理，当前研究却存在着解释上的不足。④更多时候，研究者用行为来界定“主义”，如把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柔性扩张解释为新干涉主义兴起，而把小布什时期的刚性扩张解释为新保守主义盛行。对于新干涉主义之后为何出现了新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之前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已有研究并没有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换言之，对于“主义”之间何时、为何、如何转换的问题，当前研究未予以重视或者刻意回避了。其结果是，只有某些行为反复出现之后，才会被追认为某种“主义”。 这样，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特定“主义”已经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把它界定出来。而当我们采取针对性措施不久之后，别的“主义”可能已经出现，等待我们去界定并予以应对。这种系统性的认知滞后，让我们的应对经常变得低效率甚至反效率。因此，只有对“主义”的发展变化做出预见性的分析，我们的应对方法才能跟上美国形势的发展。对政策分析者来讲，提高效率的关键，首先在于更新有关美国外交系统的认识，是它缔造并承载着美国外交中的各式“主义”。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只有对系统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根据预期的间接效应去制定政策”。⑤ 逻辑上，“主义”都是反映美国外交系统的表象。而系统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或者说，系统运作的机理不会变幻莫测。由于美国外交的“主义”日益多元化，美国外交实践更加多维化，认识系统复杂性的任务也就愈发紧迫。对于美国外交系统的理解，不能满足于简单地罗列系统输入要素和系统输出结果，而不去建立起“刺激—反馈”的联系机制。⑥如果对事件的解读涉及全然不同的输入、输出项，涉及前后不一致的机理，那么只能说是做出了对事件的具体解释。在纷繁复杂的具体解释中，有必要抽象出普遍解释。于是，“官僚机构”或“组织过程”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⑦这种制度分析框架的本意是做出非人格化的解释，然而，实际情况是它导致了过分关注美国人事变化的研究倾向。而对于机构或组织，更多的是静态的解读，甚至是重复一些已然不符合事实的观点。⑧ 总之，一切系统总是处在变迁和发展过程中，理解了系统变迁才能理解行为变异的根源，也才有可能预见行为变异的方式。⑨本文旨在论证美国外交行为系统的运行机理，并简述系统复杂性递增的基本原理。在这里，美国外交行为系统被定义为“知行合一”的社会系统，即外交思想和外交行为“内在统一、互为表里”的思想行动系统。⑩在这个系统中，个人的能动空间是有限的，外交行为模式也因为个人因素的弱化而保持相当的稳定性。而且，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长，个人因素的影响会进一步得到稀释。这个相对稳定的复杂系统，会驯服每一个进入者，使其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在经验层面，考察美国反复介入冲突和参与合作的规律，比关注人事变化更有助于理解美国外交行为系统。这里根据美国使用武力和签署条约的长期历史记录，衡量美国的冲突与合作倾向，以此来观察美国外交行为系统及其转型。此前，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从现实主义到复合相互依存的变化光谱”，以此对美国的对外关系进行分类讨论。(11)李少军用“事件赋值法”对中美关系做过“冲突与合作的量化分析”。(12)陈定定用“合作与冲突”来构建解释中美关系“复杂性和变动性”的“过程建构主义”。(13)基于这些研究，这里力图阐明美国行为倾向发生变化的长期轨迹，进而启发有关美国外交行为系统的理解。 二 外交思想与行动系统 按照“知行合一”假定，“知识和实践一体两面，既内在统一，又互为表里”。(14)就美国外交而言，外交思想由外交实践总结而来，又在进一步的行动中得到贯彻。反过来讲，外交行动虽受到短期目标的驱使，但从根本上反映外交思想的终极关怀。因此，美国外交思想和外交行为相互建构，并统一于美国外交系统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