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让所有人理解并充分清楚，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将百分之百与日本站在一起。”2月11日晚间，刚刚就任三周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同回应朝鲜半岛的突发事态。①如此简短且直截了当的表达，令人略感意外：特朗普虽然一改竞选期间在处理盟友关系上的不干预甚至收缩的姿态，但却绕开了直接就美国对朝政策表态。 自上台以来，除了通过总统行政令方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之外，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尚未作出重大的实质性调整，但其一系列举动已引发世界关切：打击“伊斯兰国”的新一轮行动正在酝酿，美以关系得到高调修复，前后两个版本的“禁穆令”凸显了对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敌意，包含增加540亿国防支出的预算案刚刚提交到国会，美俄关系的缓和遭遇巨大内外压力，调整中美经贸关系、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NAFTA等逐渐提上日程，而与北约、日韩等盟友的关系也在总体上保持了延续性。 这些外交动作既有对竞选承诺某种程度上的兑现与落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务实修正。虽然大多数政策还未全面展开、难以评估影响，但已完全可以为预判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外决策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提供初步依据。关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前瞻性讨论，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特别是其当选之后就已展开。国内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确定性主要在于特朗普(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手法，而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这种个人战略考虑如何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② 本文所论虽然将聚焦于对外决策过程而非对外战略，但仍沿用上述关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基本思路。具体而言，本文将在两个层次上阐述所谓“确定性”：一个是，特朗普政府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国内需求是确定的，构成了其对外决策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标；另一个是，特朗普的个人特质是相对确定的，决定了他在对外决策中的偏好、风格与局限。所谓“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达成目标的政策路径选择上，换言之，在国内外需求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交互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中的权力生态存在着较大的变化空间。特别是在所谓“小集团思维”的视角下，谁将在什么时候主导特朗普对外决策中的哪些议题，将是一个极难准确回答的动态性问题，进而产生最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力图结合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与信息，尝试剖析这些确定性因素与不确定性因素，并努力为深入而准确地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乃至战略倾向提供一些初步参考。 一、国内外环境的确定性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成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无疑是以美国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为重要前提的，而这一环境也就成为特朗普执政后制定内外政策时必须优先顾及的基本出发点。 就国际环境而言，美国全球领导力遭遇挑战，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无法令民众满意。“9·11”事件以来，美国陷入的反恐泥潭虽然在奥巴马任内有所缓解，但“阿拉伯之春”、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一系列中东乱局接踵而至。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恶化、特别是“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的再度抬头，欧洲盟国面临着打击恐怖主义和解决难民问题的双重压力，俄罗斯又实施了有效的军事干预，美国被广泛要求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措施，担负起在该地区的国际责任。同时，为了主导经济活跃的亚太地区、维持国际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客观上造成了该区域安全局势的动荡与复杂化。在大国关系方面，美俄关系持续恶化，特别是在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遭遇了冷战以来的空前挑战。中美关系虽然保持了稳步发展，但美国在朝核问题、中日关系以及南海争端等事务上的介入，仍无助于中美两国夯实相互尊重的合作基础。③ 据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安全及反恐政策上的表现持有负面评价，这三个政策议题上的不满意者分别占52%、58%及54%，而满意者仅分别占34%、34%及40%，④负面评价的主因是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过多介入了国际事务。又据皮尤去年年中的民调显示，美国受访民众中的57%认为美国应该处理自身问题，并让其他国家去处理他们自身的问题；41%认为美国过度介入世界事务；49%认为美国介入全球经济并非好事。⑤与此同时，70%以上的受访者将“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⑥换言之，美国主流民意在对外政策上显著表现出“内顾倾向”及应对“首要威胁”的强烈诉求，这些民意倾向已通过大选直接转变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 就国内环境而言，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虽缓慢复苏，但全球化下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与人口多元化持续产生负面效应，集中体现为在就业、阶层以及人口等诸多维度上的失衡。首先，虽然失业率逐渐回落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由于缺乏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支撑，以低水平服务业为主的就业结构令人难言满意，⑦民调显示民众仍将提振经济、提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视为国家的首要任务。⑧同时，由于虚拟经济的复苏明显快于实体经济，高收入群体的增速也明显快于低收入群体，曾被广泛视为“社会稳定基石”的美国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历史性地降至50%以下。⑨在就业与阶层失衡的状况下，占比越来越大的少数族裔以及新移民群体不但加剧了低水平就业层面的竞争，其中一些所谓“美国梦断者”还在中东极端思想以及美国枪支泛滥顽疾的双重驱动下日渐沦为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国内爆发“独狼”袭击即为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