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云山传奇》完稿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初刊《清明》创刊号(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七月出版)。这篇率先触及“反右”运动的小说发表后颇受好评,荣获一九八一年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中篇小说奖一等奖①。一九八○年,由鲁彦周亲自编剧,谢晋担任导演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引起更为强烈的社会反响,并获得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但在作品的“政治倾向”上,也招致不少非议。《文艺报》为此特辟专栏,从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至第八期连续五期组织集中讨论,其间共收到来稿一百八十多件。不过,在中宣部及文艺界领导的支持下,讨论最终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是一部好影片”的结论收场。尽管荣誉不断,但在文学潮流飞速更迭的八十年代,《天云山传奇》这种“强政治性”的反思小说,也成为最早被挑战、超越、淘汰的一类作品。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到先锋文学的进化论逻辑中,它被视为一次不彻底的解放,是一种阶段性的产物,理应被美学等级更高的文学形式所取代。也缘于此,鲁彦周和《天云山传奇》的意义,逐渐缩减为文学史教材中的一个名词。 二○○七年十一月,在鲁彦周逝世一周年之际,《安徽文学》刊发王安忆的纪念文章《我们和“叔叔”之间》②。在文学世代的层面,王安忆用两个小说中的人物,为她与鲁彦周之间的代际关系作了形象定位:“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作《叔叔的故事》,鲁彦周老师,大约可算作‘叔叔’这一代人”;“在这缅怀鲁彦周老师的时候,我又一次打开他的小说《天云山传奇》,我特别注意到‘周瑜贞’这个人物。……她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代文学中的王安忆们,也确实曾如小说里的“周瑜贞”一样尖刻,“在我们,思想解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写作者,难免会苛刻地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扛着旧时代的枷锁,觉醒和批判的力度不够。于是,他们又面临着我们的逼迫。……总之是,我们还来不及继承他们,就来不及地背叛他们了”。 时过境迁,早已褪去少年气盛的王安忆,开始反思曾经的“苛刻”,以及这种集体性“苛刻”所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叔叔’他们的处境。急骤变化的政治生活,不断挑战着他们有关正义的观念,他们付出的思想劳动,我们其实所知甚少”,在他们“平静和煦的表面之下,究竟是什么样激荡的内心?我们太少注意‘叔叔’们的内心了”。“在变化的当口,时间总是紧迫的,事物的运动不得不缩短了周期,表面看起来是飞速地进步,内里却付出了不成熟的代价。”如今看来,“我们却是踩在他们趟平的路径上”,而没能如他们所愿地完成“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因为“这时代又呈现出另外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是从他们时代的复杂性里衍生和演变出来。” 王安忆的意思是,在八十年代充满幻觉与躁动的社会氛围里,历史反思的工作还没真正展开便已草草收兵。与此相关的精神劳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的成败得失,还未经过认真的检视,便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而归入垃圾堆。如果脱开历史语境,从“叔叔”们的作品中挑出毛病绝非难事,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在反思与书写“这一代”故事之时的难度与复杂性,也就过于简单地理解了他们。而重新理解“叔叔”们的通道,则应该回到他们的“内心”,回到他们艰难的“思想劳动”,在他们的故事之中寻找。 一、“叔叔”们的故事 《天云山传奇》在结构设计上别具一格,它通过“三女性”的视角——宋薇的个人回忆、冯晴岚的申诉材料、周瑜贞的实地探访,引出主要人物罗群的遭遇。主要情节是:一九五七年,年轻有为的天云山区考察队政委罗群,因为坚持己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恋人宋薇与罗群断绝关系,后经撮合嫁给了青云直上的地委书记吴遥。宋薇的同学冯晴岚,却在罗群危难之时嫁给了他,并因此屈就,留在天云山区作小学老师。罗群则当起了车把式,白日靠赶马车为生,业余时间坚持大量阅读和哲学思考,并写下了总题《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部著述。“文革”结束后,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吴遥官复原职,宋薇也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与吴遥一起负责清查冤假错案。在处理罗群的案件时,二人发生激烈冲突而最终决裂。最后,罗群冤案平反,冯晴岚却因操劳过度含笑去世。 《天云山传奇》的故事情节,有许多真实可考的“本事”作为根据,其中的主要人物也多有原型。小说发表后,更有许多读者积极地给每个人物“对号入座”,甚至来信说罗群的事迹就是自己的经历。 比如,关于吴遥这一形象,鲁彦周解释说,“这种人不仅有,而且在我们的报刊上屡有报道”③。北京读者黄一宁甚至在来信中进一步点明,“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安徽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是吴遥夺宋的原型。”④ 对于冯晴岚,作者介绍说: 冯晴岚决不是我凭空杜撰的人物,也不是我理想化的人物,她是深深扎根于我们祖国的生活土壤里的。我的不少朋友的爱人,她们身上就都具有冯晴岚的美德。我想到一个同志的妻子,她供养了失去公职被戴了右派帽子的丈夫,她负起沉重的生活担子,抗住了政治的、舆论的压力,终于使她的爱人获得了精神力量的支持,由一个一般干部变成一个学者。他们的情操是可贵的。我又想到我在大别山区里生活时碰到过的一位乡村女教师,她也同样以自己的力量支撑着她的爱人,她在一个大山脚下的茅草房里辛勤地教育着孩子。而她,本来也是可以而且完全有条件享受所谓物质文明的,可她完全自愿地放弃了那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