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反前奏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当选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被重新起用。同月，周恩来在四次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邓小平上台后对军队、铁路运输、钢铁生产等进行大幅整顿，并抓紧纠正一批冤假错案。根据毛泽东两个批示，此前后有一批老干部被释放并分配工作。③其时，“四人帮”仍横行，种种迹象却透出“思想解放”之机。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丁玲从秦城监狱出狱，次日送至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嶂头村。丈夫陈明比她晚一天到达，两人分别六年后终于重逢。出狱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作出《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将丁玲定为叛徒，指出其问题性质属于敌我矛盾。④这一年，丁玲七十一岁，有骨质增生及颈椎增生引起呼吸困难、血压上升等疾病。在嶂头村，丁玲的生活状况比北大荒时有较大改善，生活水平远高于当地村民，还得到当地组织照顾。⑤ 为了解全国政治形势，丁玲和陈明订阅了《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人民画报》。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掀起揭批、清算“四人帮”罪行浪潮；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政治形势逐渐好转：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十一月七日，丁玲从广播听到一些苏联音乐，且听说要重映部分苏联电影。十二月，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中组部成立专门“老干部接谈组”，接待来申诉的老干部，并很快“打开局面”。一九七八年二-三月，每天都有几百人到中组部要求谈话申诉。⑥同时，文化部门着手恢复文联、作协筹备工作和右派复查工作，作家赵树理、老舍等冤案也由其亲属提出申诉。⑦三月十八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方毅等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将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丁玲读到讲话内容后兴奋地写道：“一切都应为着繁荣而着手工作，要落实各项政策。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更加努力，继续长篇小说和准备其他一些短文。”⑧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十一号文件。三月二十日左右，丁玲从儿子蒋祖林处知道中组部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得知中央十一号文件后，丁玲四月中旬就写好申诉材料，四月二十日由陈明携带材料和给胡耀邦的信上京申诉。陈明认为，当时的报纸仍有丁玲“继续受陷害的迹象”。⑨到京后，陈明住在五妹陈舜芸家。“一些同志都提醒我，你到中央组织部去反映。胡乔木也这么对我说的……我那时也不敢随便找人。”⑩于是，他打听到胡耀邦的住处并在苏绿野的协助下对申诉材料作了修改。(11)四月二十七日，陈明将材料和信件送到胡耀邦家中。当时，胡耀邦不在家，但他很快就看了材料并委托柯里接见陈明。两天后中组部即向汪东兴副主席打报告：建议由中宣部复查丁玲被定为叛徒问题、一九五五年丁、陈反党集团和划为右派问题，对丁玲要求回京居住一事，建议安排丁玲和陈明到太原市居住。(12)因此，丁玲六月十二日接到中组部安排到太原居住的通知，次日她即回信表示不同意此安排，希望能和儿女住在一起，以便有所照顾。根据中央十一号文件，丁玲所在的嶂头村当地公社党委七月十八日为她摘帽，应陈明要求还专门举行了摘帽仪式。当天，她还收到中组部仍安排他们住太原的回信。 摘帽几天后，丁玲分别给胡耀邦、中组部和国家副主席王震写信，对摘帽表示感谢并就林默涵《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一文有关“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作申诉。(13)她认为这是要把她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以便作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和“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14)为此，她写了三份说明材料：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在解放区十三年(一九三六-一九四九)和在东北垦区十二年(一九五八-一九七○)。王震接信后批示：“当时一大批年轻演员、其他艺人大部分都是周总理亲自和我谈话，接到农垦区锻炼。其中头面人物如丁玲、艾青等人，经过长期工作，现在年迈，应从政治上、生活上给礼遇，要落实政策。动员下去，周扬同志也与商量过。丁玲、艾青都有毛主席亲笔信件。这些也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5)可是，直到十一月，这三封信都没有回音，连去太原的事也没有了下文。期间，丁玲又给中组部寄了三次补充材料：九月二十七日寄出关于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补充材料；九月十三日和十一月十一日寄出对南京历史问题的补充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九月一日蔡恒茂受陈荒煤委托来找丁玲。陈明和丁玲从陈荒煤的来信中得到“丁玲不可能回北京了”的信息，决定“赌气非回北京不可”。(16)九月十七日，中央发布五十五号文件(《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要求对错划的右派要做好改正工作。这一天正好是中秋节，陈明被邀至村民家过节，丁玲一人独坐家中听郭兰英等歌唱。(17) 为他的右派改正问题和丁玲的平反，陈明十二月一日再次上京。这一次他在北京停留了一个多月，期间两人就平反问题频繁通信。他把《大公报》一篇《丁玲谈〈沙菲女士的日记〉》的剪报寄给丁玲，丁玲读后很生气：“有人似是而非地写了那末一篇狗屁文章，说了一些我没有说过的话。自然他是被打发了来的，他是有后台的。想起这些人，真可恶，也可怜!”(18) 据此，丁玲推测陈明的问题需等她的问题解决后才能解决，而她的问题“看来仍有阻力”。(19)当时，她已在重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八月底又写出了以工农兵标兵为主人公的散文《杜晚香》初稿。十月八日，她构思写一篇反映农村受“四人帮”毒害之深的短文。但午睡醒来，她又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20)一九七七年七月，丁玲和家人谈到浩然的作品在“文革”中受欢迎，认为“从文学的高度来看，就会觉得还只是教科书。它的艺术性被政策性完全强占了”。但她又表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一般是不同人谈的，很少人懂得”。(21)大概有了这样的“谨慎”，后来反映“文革”的《牛棚小品》受到好评，丁玲仍认为《杜晚香》才是她以后写作的方向。想到艾青复出前在《诗刊》发表作品的经验，她打算把《杜晚香》直接寄给邓颖超，最好明年二三月能在《中国妇女》发表：“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22)还打算明年五月去北大荒，就农业现代化等问题写五六篇短文，还可以写王震，因为写这些文章容易“出货”。她把这当作“一着棋”，“是以退为进的”，(23)若从东北回来，就不回嶂头村了，只要人在北京申诉就“好说话”了。她给陈明打气：“什么叫朝前看，就是要有雄心壮志。这几年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我，总还是脱不了那另一个四人帮，或三人帮、五人帮等干扰。要同他们斗，也要甩掉他们……”(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