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7)02-0173-08 “五四”，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具有精神支点的意义。中国现代作家几乎都发表过有关“五四”的文字。但是，这些“总结性”、“追述性”的文字，即便是亲历者的追忆和历史还原，也总是或显或隐地对应着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装置，往往另有所指，若以此来看待“五四”对作家的影响或者笼统地定位某作家的“五四观”，就会产生偏差。从精神源头上讲，每一个新文学家都可以视为“五四”之子，而从实际情形看，“五四”的影响并不是均质的，在不同人身上显示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色差。 老舍和闻一多，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艺术人生，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然而，两青年时期的人生轨迹却多有重合之处。他们同生于1899年。老舍自出生到1924年去英国教书，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北京；闻一多自1912年14岁考入清华学校，经过十年的清华学校生活，也于1924年离开清华赴美留学。从时间上看，在二人思想成长最为关键的青年时期，都恰逢“五四”，但“五四”留给二人的感受和身心印痕却并不相同。 一、从旧学向新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与中国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一样，老舍和闻一多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完成了从旧学到新知的转换，但是转换的方式，转换的速率，转换的路径却不同。 老舍和闻一多，尽管有着不同的身世和家境，但在童年时期都接受了最基本的旧式教育，尤其是闻一多，因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了更为系统的经典文化的熏染和训练。闻一多在自传《闻多》中称：“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1]闻一多最终选择以“治学”为终生的职业和志业，与他自幼所受到的旧式教育是密切相关的。老舍出身城市贫民，无钱上学，是在善人刘大叔的资助下入私塾读书，由此接受了基础的典籍教育。二人接受系统正规的教育都是在1913年，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闻一多考入清华学校。不同的学校不但给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定位，更在长养人格、激发性情、培养他们各自的文学趣味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决定了他们由旧学走向新知的路径和态度。 老舍所在的北京师范学校原为京师第一初级师范学堂，成立于1906年。1912年改为5年制师范学校，老舍是改制后的第一届学生。改制后的北师融新式的课程设置和偏旧的教育理念为一炉。在各种教育中，德育教育居于首位，并以各种手段渗透到所有课目和生活管理当中，但其内容又是比较典型的旧道德观念，如“做人之道”、“持躬处世”的哲学，并且要演习礼仪和教授方法。从“人”的培养角度看，北京师范学校致力于培养沉毅稳健、坚忍端重，勤于做事的正统型人格。赵家鼐在《北京师范学校述略》中讲：“青年大都好学上进，而北师的学生更因其多出身寒素，更加不甘落后，皆知克勤克俭，勤奋向学。……经过几年学校生活的养成教育，北师的学生毕业后，不仅具备了当一名小学教师应有的才智，而且在思想上多表现为老成持重，较为成熟，热爱并献身于教育事业。”[2]6-15这也印证了老舍的自述：“因为穷，所以作事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3]171老舍的少年老成固然与家境有关，但更有学校培育之功。此外，学校特别注重国文教育。当时北京师范学校遵循的四条教育原则中第一条即是“传授本国之文化”。校长方还(字唯一)为教育界名流，在诗文方面颇有造诣。方还是学界公认的对老舍影响最大的八个人之一[4]。老舍对此念念不忘：“方先生的字与文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5]老舍自三年级起由宗威担任国文教员。宗威(字子威，1874-1945)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词家，是民国初期在北京地区影响颇大的“寒山诗社”和后来的“稊园诗社”的成员。在方还、宗威的影响下，老舍在上学期间就创作了许多为人所称道的旧体诗、文，这也奠定了老舍一生对旧体诗的偏爱。 总体上看，老舍上学期间的北京师范学校，校风正统偏于守旧，尤其是方还任校长期间，更是限制了学生们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和批判热情。老舍读书期间(1913-1918年)，正值辛亥革命之后“五四”之前的社会大变动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事件引发的新旧思想、政治、文化的斗争正风生水起，尤其是《新青年》发起的思想论争和文学革命，已经引爆了当时的知识界。由于北京师范学校对学生控制得很严，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但是，学校终究不是与世隔绝的禁地，学生们也正当风华正茂的热血少年，不可能对社会的剧变毫无反响。据老舍同学回忆，当时老舍和同学们在校内自编自演了话剧《袁大总统》，讽刺袁世凯的飞扬跋扈。剧还没有演完，便被校长方还叫停，怕他们要“闯祸”[6]。学校的保守风气可见一斑。校长方还在1917年调离北京师范学校转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后来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即在五四运动中声名鹊起的“女高师”，在五四运动大潮中，方还以其一贯的守旧思想极力阻挠女高师学生们上街游行，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抗，最终被学生们联合上书到教育部，罢免了校长之职。由此也可知，老舍在学校读书期间没有更多的机会，也没有太大的兴致接触新文化思潮，他响应并融入这一风潮是在走出校门之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最力、收效最大的是白话文运动，其标志性成果，一是白话文学的蓬勃兴起，二是教育部于1920年1月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随后又在1920-1930年期间开办“国语讲习所”对各省区选送的学员进行培训。老舍1918年毕业后即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当选为北京教职员组织公会(由马叙伦、沈士运、沈尹默发起成立)的小学部委员。1920年夏天，京师劝学会议决议设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并主办京师私立小学教员夏期国语补习会，老舍担任了这次活动的经理，总揽一切事物。老舍对于“白话文运动”的响应是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做了最为基础的普及工作。与此同时，老舍也开始了白话文学的创作尝试。1921年，老舍创作的白话诗3首发表于留日同学所办的刊物《海外新声》1卷2号上。这三首诗无论就诗的外形还是内涵而言，基本处于“尝试集”的水平——白话的意义大于诗的意味，直白有余，意蕴不足。从旧体诗转向白话诗，老舍也经历着五四初期白话诗尝试者们的“不感应”过程。老舍还在《海外新声》1卷3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她的失败》。1922年，老舍于南开学校担任初中部国文教员期间，又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铃儿》。但是，老舍并没有把这些早期的尝试看成是自己的文学创作：“纯为敷衍学校刊物的编辑者，没有别的用意。这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这篇东西当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引起我的写作兴趣。”[7]老舍承认“它只有点历史的价值，我的第一篇东西——用白话写的”[8]。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老舍早期的白话诗和白话小说的尝试，包括老舍作为教育工作者热心推动的国语培训，实际都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