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7)02-0006-06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7.02.002 [引用格式]郑春.再谈鲁迅的翻译以及“硬译”[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2)：6-11. 梳理鲁迅先生一生著述，文学翻译无疑占有很重的分量，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工作几乎耗费了这位伟人毕生的心血。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他的大部分时间却花在了翻译工作上，细读他的许多杂文，我们发现也有许多篇章是在探讨翻译问题，这一现象实在值得关注和深思。鲁迅无疑是十分喜爱和珍惜翻译工作的，他曾这样回忆早年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的美好时光：“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我们的翻译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边一壶好茶叶的茶和身上一片大汗。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译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鸣……”[1]283这是一幅译者鲁迅真实亲切的画面，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和深深的留恋。我们以为，无论鲁迅的翻译，还是作为翻译家的鲁迅，都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值得今天认真和深入的研究。 在笔者的以往论文中，曾经一再强调和阐述留学归来的现代作家群体极为浓郁的外语情结。笔者认为，这种情结一个突出的表现方面，就是对文学翻译工作的高度关注乃至挚诚热爱。纵观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无论最初阶段的萌芽和产生，还是后来的发展壮大、蔚为大观，都与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一大批先后登上文坛的作家学者，纷纷有意识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艺思潮，直接或间接地运用着外国的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经验。与此同时，风格迥异的各类外国文学作品也不断被翻译引进，这些作品又深深启迪和影响着本土作家的创作，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坛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趋势乃至潮流。我们以为，在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方面，鲁迅的贡献堪称卓越。 鲁迅在日本留学七年，除了最初几年在学校读书听课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自学。特别是下定决心弃医从文之后，他更是以极大的努力为今后的文学事业进行着充分的准备。据他的同学和好朋友许寿裳回忆，在鲁迅的抽屉里，珍藏着他心爱的书籍，除了唯一一本日本印行的线装《离骚》外，其余的全都是洋书。不仅是阅读，他还有目的有步骤有选择地开始了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的工作。前期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科学方面，比如先后介绍了当时世界的最新发现——居里夫人的镭，投入精力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矿产，并开始翻译以科学知识普及为主题的小说；后期则更加注重文学翻译，特别是对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作品的重点介绍，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译笔，将中国与世界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某种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敏感的日本人不仅注意到了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而且意识到了蕴涵于这种翻译活动之中的个性特征和独特追求，日本东京的一家杂志《日本和日本人》对此专门作过报道，指出住在本乡的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周氏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且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域外小说集》，寄回本国销售[2]。从这种文化选择中，可以看出周氏兄弟的良苦用心和共同追求，也可以体会到鲁迅对文学的某种理解和期望：他相信，文艺作品，尤其是那些来自域外的，我们不熟悉的，具有浓郁反抗意味和斗争精神的文艺作品，是当时中国人最为需要的。他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在于新文化的培植，在于强有力的文化引进。 在“五四”前后一代学人中，鲁迅的外文水平虽不能说最好，但也称得上是相当突出的。留学日本，他不仅精通日文，德文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听、说、读都能熟练把握，还能够流利地进行写作和作品翻译。唐德刚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中曾引过胡适的一段评价，他说：“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3]在留学期间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晚年也曾这样回忆当年的留学生活，说虽然在仙台学的是医学，但后来对于鲁迅有用的只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4]。从周作人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留学期间对外语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有计划的选择、阅读以及翻译准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德文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普通的外国语言文字，而是自己选定的一种人生的重要工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唯一的工具”。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和人生设计，鲁迅开始了艰难、复杂然而也充满乐趣的翻译探索。鲁迅的翻译生涯大致经过了几个风格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尝试时期，这要从在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时开始，比如选择西方历史“逸事”而编成的《斯巴达之魂》，以及译自雨果《随见录》的《哀尘》，还有编译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这个时期鲁迅所译作品，无疑还处于习作过程，有着较为明显的“林纾模式”的痕迹。不仅随意删改原作，而且还有作者甚至是译者跑出来和读者对话，以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结语。语言上采用浅近文言，比较靠近白话，文笔也较为生动，而且“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已经开始注重翻译文本形式上的创新。 1909年印行的《域外小说集》进入鲁迅翻译的新时期，这部作品不仅开创了中国人翻译外国弱小民族文学的先河，而且对短篇小说的文本形式的引进使用也颠覆了国人对于小说体例的传统认识。其杂识和著者事略中，对于域外作家的介绍性传略，则纠正了当时翻译文学不尊重原作者的风气，由此可见，此时鲁迅已经有了纠正当时翻译之偏的直译思想。《域外集》也意味着鲁迅与“林纾模式”正式分道扬镳。然而这部寄望掀起翻译界革命的译著，最终以惨败告终，并且“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誳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