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在《“60后”的小说观》中，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当广大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对小说的认知仍停留在19世纪文学那里时，60年代生作家却还在顽强地用20世纪小说观念制作着他们的作品。这是不是50年代生作家因此仍是文学之中流砥柱、而60年代生作家虽已崛起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我认为可以就此开展一场热烈坦率的讨论”。① 事实上，关于50年代生作家“中流砥柱”的判断，很多人也有此观点。李洱曾说：“你会发现，90年代冒出来的作家正在锐减，而5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在不断爆发。他们即便不是井喷，也是呈泉涌之势。”②王尧也提过，“我所说的‘一些作家’是指应邀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的小说家：莫言、李锐、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余华、叶兆言、尤凤伟、方方等。如果从80年代初期算起，这一批作家中的大多数差不多有了近20年的创作历史。他们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这样的创作历程独具文学史意义。有一批作家在20年中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这是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少有的现象”。③《天涯》社长孔见以多年的编辑经验，得出同样的判断，“当代文学演进至今，出现了‘四代同堂’的局面，就在‘90后’开始登场时，‘50后’仍然在写作，他们在文坛的庄主地位还无法被颠覆”。④由此看来，“50后”作家依然是文坛中流砥柱，已成为诸多学者、作家心中的共识，这一问题的凸显，揭示了作家的更替并未沿着新时期代际更换的步伐推进，而是到“50后”一代，产生了真实阻隔，“60后”、“70后”，甚至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尽管也已登上文坛，甚至进入成熟期，却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取代“50后”的庄主地位。这种现象，显然无法单纯从创作主体的才气层面获得解释，若从社会转型背后的复杂语境加以审视，则可发现，这一问题和日常生活合法化后创作实践的危机有关，如何理解创作主体和时代之间的关联，成为宏大叙事淡化后创作主体面临的实际处境。本文联系具体的写作实践，以探讨“50后”作家何以仍是文坛中流砥柱，并尝试对当代文学语境进行初步清理。 一、政治的维度与共识的消失 现在看来，“50后”作家在文坛的攻城掠寨，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但真正显示整体实力却是90年代，此后，其长盛不衰的状态一直维持至今。这一时间段内，“60后”作家登上文坛，部分作家如余华、苏童、格非等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产生影响，“70后”作家也崭露头角，“80后”作家裹挟市场的外衣，一亮相就风生水起。换言之，观照不同代际的作家，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型，是共同的背景，也是本文推进的基点。 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到底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李洱说出了过来人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文化想象和知识积累”。⑤而导致这一深刻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的顺利，及对人们日常生活全方位的渗透，对90年代的观照，因而客观上获得了天然的经济维度。若从经济维度来理解，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成功后，个人化写作的盛行、日常生活的长驱直入、作家内部的分化、作家与市场的拥抱，都能获得顺理成章的解释。若从政治维度来理解，则不同代际作家在同一时空下，和时代之间的关联，则能获得更为清晰的呈现。正因为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型，经济维度日渐凸显，政治维度被掩盖，因此，观照90年代文学，单纯沿着此前代际更替的惯性(1949至80年代文学的更替，一方面，在单一政治维度的作用下，通过线性的叙述得以清晰呈现，另一方面，文学动力的获得，基本来自对前一阶段的反拨，并在反拨中获得来自前一阶段的思想资源)，已经很难推导出太多新质的要素，而必须将其置于两者互相缠绕、互相关联的实际境况中。实际上，到90年代，因为经济维度的凸显，文学状貌的最大表征，体现为前一阶段再也不可能为后一阶段提供线性准备及原初动力，从而彻底中断了文学上“继续革命”的可能，并直接导致90年代至今的文学状貌，依然一地鸡毛，并从整体上呈现出纵向线性的递进，向混沌平面无中心的转化。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60后”、“70后”一代作家而言，他们写作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学上的起步、成熟，恰好和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型同步，撕裂和不适应感非常明显，“他们由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用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里，他们感知世界，被世界伤害，重新信任世界……步骤清晰，姿势模糊”。⑦而对“50后”作家而言，因为亲身经历过极富政治色彩的“文革”时代，命运大起大落，人生经验和政治感受合二为一，因此，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太多时代裂变所致的撕裂和茫然，这样，在创作主体和时代的关联上，不同代际的作家产生了明显差别。相比“60后”、“70后”作家有意无意对政治的疏离，“50后”一代，更愿意坦率承认与政治的关系，“总归，文以时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在中国，文学从来是与政治分不开的。政治是什么，文学就会是一番什么面貌。文学受制于政治的封闭或开放程度。但是，现在的文学比之过去，是天翻地覆了。文学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相当，比政治改革快一万倍”。⑧对他们而言，政治维度的审视，已经内化为观照世界的重要方式，个人与时代的关联，成为其文学观念的基本底色。湖北作家方方、陈应松作为同龄人，颇有共鸣，方方在谈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时，曾经坦言，“我们这代人总是和时代同步行进的。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⑨但对“60后”的李洱而言，则有着与方方、陈应松完全不同的感受，“偏执、抑郁、冲动、易怒、疯狂，包括色情、厌世、颓废，文学都没有理由回避，只要它们对你构成问题，只要你绕不过去，它就是真实的，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主题。所有这些，如果它们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景观，那我要说，与其说这是文学的问题，不如说这是时代的问题”。⑩“60后”的李洱，面临时代与个人关系时，难以找到掌控的感觉，坦然承认“这是时代的问题”，更为年轻的“70后”作家，在时代与个人碰撞中，更是茫然失措。以阿乙为例，尽管在同龄作家中，他更愿意袒露对文学的抱负，“我认为我这条命或者我这个人是为了最重要的事情来准备的，过去是为了某个女人来准备的，现在是为了文学的事业来准备的。驱使我的不是钱，推动我的是文学史上有所建功立业的虚荣心。这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11)但面对时代，他依然无力，“现在的时代看起来大，但碎而无意义，我怎么都把握不了。需要有作家杀出血路。但我束手无策”。(12)由此看来，不同代际的创作主体，由于观照世界的维度差异，在时代转型中，对个人和时代关系的理解，确实有着明显的分野。在宏大叙事经过90年代的淘洗已彻底消解的语境中，有论者试图重新建立“历史题材”和作家重要程度之间的关联，“依我的理解，最为重要的文学家，都应该去处理‘历史题材’，如对我们今天生活仍然影响巨大的‘建国’、‘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文学只有抓住这些根本的问题，才能叫作是一种历史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的文学注定不是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但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被更多的作家、批评家意识到”。(13)从创作实践看，“50后”作家比年轻作家显然对“历史题材”更为敏感，无论是以思想见长的张承志、韩少功、张炜，还是以叙事见长的莫言、贾平凹、方方、阎连科等，在各自的文学建构中，毫不回避对“历史题材”的偏好，毫不回避政治生活的出场。由此是否可以判断，坦然面对时代和政治的关系，并未随着社会的转型放弃从政治维度观照世界，成为“50后”一代作家直到今天依然雄踞文坛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