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文学史研究者的追认中，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边上召开的“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评论家的对话会议”，成为了“寻根文学”的起点。①这个在陆军疗养院里召开的会议，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三家“联合召开”②，在文学史上被简称为“杭州会议”。也有一些西方的汉学研究者，认为“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90年的香港会议”，从而把“寻根文学”勾勒成“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③。但是研究者们也同时提醒，这次会议“后来回忆的人多了，就变得很有名，似乎‘寻根文学’从那个会算起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仔细想想，好像也有问题。因为这样牵攀起来，寻根文学就成了一种人为倡导、发起的文学思潮。”④显然，在种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微妙、复杂。时隔三十多年，带着一种“重回现场”的态度，来观察“杭州会议”召开前后的相关情况，辨析在这个会议上所产生的诸种论题，对于还原历史现场，应该有着不小的帮助。借此，也可以厘清“寻根文学”和“杭州会议”之间种种的复杂关系，给“杭州会议”一个较为合适的文学史定位。 一 李子云的角色 如果文学史的发展也存在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章法的话，那么杭州会议的召开，早在1984年之前，就已经埋下了诸多“伏脉”，留有不少提示作用的“灰线”。杭州会议只是这个“草蛇灰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回溯这个会议的时候，前此的种种提示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们的存在，多多少少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杭州会议的召开。 在回溯杭州会议的前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文学的好些现象都与之有着种种牵连。作为杭州会议的主办方之一，《上海文学》杂志社以较为前卫的姿态，一直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建设。这其中，李子云作为其时《上海文学》的执行副主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77年恢复工作后，李子云便长期担任《上海文学》的副主编，主管理论版块，对当时的理论探讨颇为热心。从1979年发表题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评论员文章开始，到1981年发表徐俊西的文章《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再到1982年“现代派”通信，《上海文学》一直紧跟当时文学发展最前沿的潮流，并且推动着这股潮流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推崇文学新思潮的行为，给《上海文学》带来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1981年发表的徐俊西的文章，因为“对于典型论的质疑，直接触碰到了党对文学的领导权问题。所以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特别大”，以至于“引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程代熙的批判文章，程代熙还向上海市委宣传部写揭发信，给《上海文学》带来了压力”⑤。当然，比起1982年“现代派”通信带来的影响，这一次的“压力”算是较为轻微的。 1981年下半年，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旋即引起许多人的争论。彼时，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等人，亦有感于“现代派”的种种，于是三人以互相致信的方式，对“现代派”展开了讨论。文章写出后，却遭遇了无法发表的尴尬。北京的文学刊物有感于“现代派”问题的敏感性，纷纷拒绝刊发此类文章，李陀等只好求助于氛围较为宽松的上海方面，联系了当时《上海文学》的副主编李子云。“李陀告诉我北京不能发，我说给《上海文学》吧。”文章如期发表于《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但是相关的批评与影响也接踵而至。“发表通信的那期刊物出厂那天，我早上刚到办公室，冯牧同志就打电话来，命令我撤掉这组文章。我跟他解释，杂志已经印出来了，根本来不及换版面。他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很敏感，集中讨论会引起麻烦的。但我认为没什么关系，讨论一下不要紧。冯牧说，你知道吗?一只老鼠屎要坏一锅粥。我说你这样讲也太过分了吧，我这老鼠屎还没有这能耐坏一锅粥吧。他说，啊，你这种……他没讲出来，意思是你是小人物没什么关系，可是会影响整个文艺形势。我说我在上海连累不到文艺界。他说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怎么怎么。稿子还没有发出来，不知北京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谁告诉他们的。我说你管不着我，有市委管我。他把电话挂了。我就发了，他从此几年不理我，我们见面也不说话。”⑥冯牧其时作为《文艺报》的主编，对当时的大势较为敏感，他“用‘背向现实，面向内心’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思潮(当时还谈不上流派)的特点。他对此感到忧虑”⑦。事实的发展证明，冯牧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李子云却并不如此想。在刊发了“现代派”通信之后不久，又“发表了巴金先生致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的《一封回信》……紧接着夏衍同志又主动寄来一篇《与友人书》的长文”，颇有一竿子捅到底的勇气。“但是他们两位的文章发表之后，我又罪加一等。从北京到上海，沸沸扬扬地说我搬出巴金、夏衍来为自己撑腰。”⑧因为巴金和夏衍的参与，事情的影响显然逐渐扩大。1983年4-5月召开的中宣部部务扩大会议上，周扬表示：“夏衍同志的文章使我们很为难。我对夏衍同志是尊重的。……但是他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基本观点是不对的，产生影响是不好的。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处理。”⑨北京的形势如此严峻，在上海却并未及时感受到这种影响。在周扬的发言中证实，“夏衍同志文章发表，上海马上开了一个座谈会，发表了座谈纪要，响应夏衍同志的文章，说是现在该是实行文艺民主的时候了，说是要正确对待现代派。”⑩所以，在李杭育的追忆中，在经历了各种各样被文坛的漠视，尤其是北京权威批评家的漠视之后，他叙述道：“1984年3月我从北京领奖回来，由上海回湖州途中，心想上海或许是比北京更能容忍我在当时的文坛意识形态语境之外另起炉灶的地方。”(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