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它首先和永远要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呈现真实?陈徒手曾经阅读和抄录了几十万字档案材料，通过对其中一些个案的细致研究和“编织”，①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处境与思想改造运动。②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的叙述方式，形式上与陈徒手完全不同：一方面，作者似乎完全舍弃了“叙事”，直接用原始材料充当“正文”；另一方面，却用传统笺注的方式，在正文之外，平行并列了另一个信息量大大超出正文的“副文本”。副文本援引大量材料，对以“客观”状态出现的正文本的原始材料进行注释，同时也对正文本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冲突等不断探询、辨析、评议，正副文本在平行状态下延伸，构成互文和对话的有机结构，成就了该书罕见的和自足的形式。 正如洪子诚一再声称的，“我只是处理材料，没有构建什么体系”，③他以“原装”方式将某一历史事件(文本)直接呈现，似乎想避免历史叙述者容易遭到指摘的“主观”叙述与立场。然而这并非易事：一是他手中掌握的材料，只是冰山一角，如何让个别呈现“一般”、使细节体现情节的张力?二是当代文学史作为亲历者的叙述，叙述者对于痛苦、耻辱的记忆及其无意识的遗忘，都可能使“真实”的再现变得困难。《材料与注释》中《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章，作为对亲历的一段历史的回顾，洪子诚也惊讶于竟不认得自己当年的文字：“在时隔三十年之后，重读《大事记》和我写的批判文章，重读‘文革’后期的那些讲课笔记，难以相信这些文字出自我的手。设若这些资料不再留存，设若留存了而我不再去重读，对当年情景的想象将是另一种面貌：这是确定无疑的。”④即便是亲历者，其记忆/遗忘的不可把握，也使我们对于过去深信不疑的“口述历史”，不得不小心翼翼。这或许便是《材料与注释》对同一事件，不厌其详地使用尽可能多的不同材料，从不同角度反复比较和考证的根本原因。 2016年11月21日，洪子诚先生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课堂，我们得以近距离地与作者一起讨论这部著作。谈到写作动机，洪老师说他其实是想通过回顾这些历史事件，来尝试对自己和历史的关系做出清理——尽管这种清理很难真正完成。洪子诚于大跃进时期进入大学校园，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长，其学术与人生，完整经历了“十七年”“文革”与“改革开放”三个时期，他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既是真切的，也是沉重的。无论是十几年前出版的《问题与方法》，还是眼下这本《材料与注释》，我们阅读时都能感受到，研究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缠绕，是激发洪子诚先生不断思索并探求历史叙述可能性的最重要动因。而对于记忆、对于亲历者口述/书写的审慎态度，促使他选取直接将原始档案呈现给读者，然后以副文本对其进行笺注，在尽量还原相关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进行考论。 关于该书正文本呈现的六组资料，其来偶然。1967年春夏之交，洪子诚与严家炎、谢冕等被派往中国作家协会撰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下称《大事记》)。在北京灯市西口作协宿舍那个三进院落，洪子诚接触到的档案室里的资料，一部分是检讨，另一部分是作协重要领导人的报告、会议记录等，他用复写纸将其中部分资料抄录了下来。据洪子诚描述，作协保存的许多资料(如会议记录等)都很详细，如1962年的大连会议，将近半个月的会议发言内容全部记录在案(记录员是唐达成，会速记)，厚厚一大摞，清晰整齐。洪子诚在匆匆忙忙翻看中，只抄录了其中的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并不见得能够完全反映会议的情况。⑤这类档案，很多并非“机密”，即便当初是“机密”，现在也到解密公开的时候了。然而今天的研究者们大约再无机会接触这些材料，因而洪子诚当年抄录并保存下来的这些“片段”，无疑具有极为宝贵的价值，而片段、细节所包含的历史整体信息，有时候也并不亚于系统的叙事。 洪子诚先生坦言，当初抄材料并非出于“叛逆”，也并非对“阶级斗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有所怀疑。《大事记》本来就是按照江青《纪要》的“口径”编写的，基本脉络与判断方式都和它保持一致，而且他个人对投身革命也持积极认同的态度。只是，洪子诚内心一直存在着某种“分裂”：对于那些被打倒的“反革命”，他始终无法真正将其视为阶级敌人，无法生出憎恨、厌恶的情感，有时反倒会对“批斗”本身产生怀疑。他曾亲眼看到社科院一些学者在王府井附近的剧场被批斗，场景历历在目：学者们低头站在台上，胸前挂着大牌子；何其芳脖子上的牌子写的名字是“何其臭”，上面被打一个大大的“×”。洪子诚先生说，他当时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荒诞感。这类“隐秘”的心理感觉，使他总是无法将自我完全融化在革命的狂热浪潮中。“抄材料”的行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跟这种内心的“分裂”存在隐秘的关联。⑥这种复杂暧昧的心态，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真实”。每个寄身社会的人，都无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而主体某些微妙的直觉感受，有时却可能成为敲破意识形态坚硬外壳的生命之“喙”。正是这种直觉，令洪子诚在狂热的时代洪流中葆有一份难得的冷静，能够意识到(也许并不分明)这些材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另一种研究的可能。 《材料与注释》披露的六组原始材料，内容涉及1957年2月毛泽东在颐年堂与知识界人士就文学、学术与百家争鸣等话题所进行的漫谈，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大连会议等。这些关涉当代文学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和场景，尽管非常珍贵，却并不完整，也就是说，难以还原事件的完整过程。但作者将这些原始会议记录和个人的“交代”“检讨”等材料排列起来，同一对象的不同材料，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以及不同人对同一事件或对象的回忆、评价，或参差矛盾，或相辅相成，证实、证伪，最后还原出逼近历史真实的“现场”。同时，作者又对其中所涉历史事件、人物、细节等逐一加以考证与分析。这些细密的笺注，与正文本一起构成了极富张力的历史叙述，洪子诚对历史的认识、态度，亦从中体现出来。阅读该书，我们不仅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背景有了一个直观感受，而且对历史现场中各种人物的处境、表现与命运，也不胜唏嘘。一本以“材料”和“注释”命名的“工具书”似的论著，最终以充满历史沧桑和情感魅力的叙事征服了读者，其奥秘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