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修订看赵树理的新评价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是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教材之一，迄今已印刷五十多次，印数超过一百二十万。该书1998年有过一次修订，去年(2016年)又出新的修订本，应当是“第二次修订本”。这次修订补充了许多新内容，调整了一些评价与写法。这里以第22章有关赵树理的修改为例，以斑见豹，看看这次修订做了哪些改动，也为那些对版本研究有兴趣的朋友留一份资料。对照一下两个版本，琢磨一下为何这样改动，改得好不好，也可以开展讨论，是有意思的事。我也想听听读者的意见。

       注意，本文将1998和2016两个版本进行比照，展示主要的修改部分。书中内容一律用楷体，其中加灰底部分是新添加的，删去的内容则用横划线标示。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版就把赵树理作为专章论述的对象，全书有九位作家是设有专章的，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加上沈从文、艾青和赵树理，可见赵树理的文学史位置还是比较高的。那么2016年新版有哪些改动?先看本章的开头一段，是对赵树理的基本评价，读者诸君注意新的补充：

       在现代文学诸多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1906-1970)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有地道的农民气质，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无论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始终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的历史关联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

       新版为什么要添加这样一句关于“方向”的话呢?这是一种文学史事实，“赵树理方向”的提出及其变化、争议，背后都有时代的原因，学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因是开头的论点，不能用更多文字展开，就特别为此加上一句引申性的注解：

      

       接下来第一节，是“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1998年版引用周扬的话，指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文坛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并说明赵树理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特定的历史环境为前提的。新版基本保留这些内容，没有多大改动。但添加了如下一段传记材料，更加突出赵树理作为农民作家和一般新文学作家的区别，而且特别提到“评书体小说”，给赵树理创作一个文体的定位：

      

       接下来，有一大段是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考察赵树理创作的特殊性，重点讨论“问题小说”，以及赵树理作为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的统一。新版保留这些论述，又加上这么一段：

      

       显然，这种观点和既往学界对赵树理的创作如何“配合”政策宣传(说好说坏都基于此)的认识，是有所不同了。新版这样补充，是为了加深对赵树理的创作动机及“问题小说”得失的理解，强调作为“农民代言人”的角度与价值。

       第二节是“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1998年版主要讨论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所描写的农民形象，并从“五四”以来众多农民和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主题”变化出发，来观察赵树理的“新”——描写解放区新的天地新的人群，都以晋东南农村为背景，其浓厚的地域民俗色彩和山西味道是构成其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方面。这些内容在新版中大部分都被保留，但对旧版关于“民俗”一段做了较多修改。改动如下：

      

       注意，这样改，是为了突出赵树理小说的民俗学价值，以及“土”的美学价值。所谓“乡土味道”，许多当代读者是久违了的，那么就更加显出珍贵。

       第三节是“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增删改动很多，几乎增加了一倍的篇幅。

       1998年的原版在论说赵树理小说的审美目标时，指明是让农民喜闻乐见，但也指出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反感是比较狭隘的，这妨碍了他的创作朝更博大精深的路向发展。新版这方面没有增加论述，而是增加了关于赵树理“非常农民化的审美观念”这一论点，说明这正好适合解放区时期及其后的民族化大众化创作的趋向，所以赵树理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推崇到主流文学的显著位置。

       这一节的重点是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形式，如何扬弃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讲究情节连贯与完整。这些内容在新版中有所保留，但改动颇多，删去如下连接的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