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探讨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问题，看看最近三十年左右，这门学科怎样被“逼”着一步步迈向“史”的研究的道路，以及在这过程中都处理了哪些老问题，又碰到哪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 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风尚的改易都不会仅仅起因于学科内部，而往往更多地受到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外部力量的推动。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最切近的影响莫过于社会公众对现当代文学的态度之丕变。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阳雨(王蒙)《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以后》(《人民日报》2月9日转载)，引起广泛讨论。王蒙主要讲80年代后半期文学创作“失却了轰动效应”，但受到直接影响的还有“新时期”以来一度热闹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包括古代和外国文学以及相应学科)。从那以后，不仅整个“现当代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地位也急剧跌落。 前些年文学界有“唱盛”和“唱衰”两派真真假假“争鸣”过一回，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共识。但可以肯定，如何估价“现当代文学”的成绩，不同意见的差距目前还很大。不管是将“现代”和“当代”笼统区别开来强分轩轾，还是把“当代”分成几个阶段区别对待，都限于学术界内部，无助于激发社会公众对“现当代文学”任何一个阶段的兴趣。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时“当代”比“现代”热闹，有时“现代”比“当代”显得更成熟，或者“新时期”一度被抬到“回归并超越五四”的高度而备受关注，一度又被视为毕竟属于过渡阶段而逊色于“90年代”和“新世纪”，甚至不如“新左”起来之后被大肆炒热的“十七年”与“文革”文学——但这些也都只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了回应不同阶段社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内部调整，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无论如何都已经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失却了轰动效应”云云，始终没有引起思想文化界足够的重视。仿佛这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交给“现当代文学学科”慢慢消化就可以了。其实，不论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失却了轰动效应”，还是思想文化界对此无动于衷，都值得认真思考，这并非一件小事。 如果一个时代整体的文学氛围急剧减弱，文学创作水平大面积滑坡，那么其他文化部门再怎么繁荣，也很可怀疑，至少是很不均衡。高校里的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成天有开不完的学术会议，听不完的学术讲座，弄不完的学术(学科)检查与评估，真是一派繁荣(繁忙)景象!须知这种繁荣(繁忙)对整个社会文化的辐射十分有限，至少不能和80年代有影响的一篇小说、一首诗、一出话剧相比。学术和文学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结果是高端人文科学界要与国际接轨，要办一流大学，而广大社会公众的精神食粮却主要依靠限量入关的欧美大片或大戏，偶尔刮来的“韩流”，五六个在“新时期文学”和“先锋文学”(所谓“纯文学”)阶段取得原始资本的“一线作家”不定期勉力推出几部“小长篇”，“80后”与“90后”的“青春写作”，盛演不衰的“抗日神剧”，明星们“爸爸去哪了”之类搞笑剧和花絮。这些都还属于面子上能起“点缀”作用的“文化”，其实更接地气、更能吸引大众参与的乃是麻将和跳神这些历史悠久生命力更强的“国粹”，见缝插针遍地开花的“大妈街舞”，以及充斥于微博微信的各种八卦与攘袖而谈国事的“深度好文”。 在这幅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文化略图中，曾经被蔡元培称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①的文学这台主发动机基本停运了。这难道不严重吗?一句“失去轰动效应”就能打发过去吗?在这种情况下大肆鼓吹“文化创意产业”，更显得极其荒怪。没有文学，何来文化，又能发展怎样的“文化创意产业”? 我曾多次呼吁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为此专门写过小册子《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可谓强聒不舍，甚至还引鲁迅杂文《算账》来吆喝。鲁迅认为“前清”几代人用不能自由说话的代价换来乾嘉学术的“繁荣”，其实是“折本”买卖。若按鲁迅的方式为当下文学和学术“算账”，会不会得出类似结论呢?但因为是谈“文学”，没有“学术性”，故应者寥寥。 毋庸讳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80年代一度走红，政治推力不容小觑。80年代初周扬准备在1962年文艺政策调整期制定的“文艺十条”基础上再搞一个新的“文艺十条”，当时他召集一些人拟定十条意见，其中第六条说发展文学事业，“要讲两个传统，两千多年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传统。这两个传统都要继承，我们首先要继承的是‘五四’以来的传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周扬支持巴金建现代文学馆的建议。②但周是“现当代文学”这个“小传统”的局内人，又惹了满身是非，所以他那个旨在“反左”并试图为文艺立法的“新十条”后来并未被采用，《周扬文集》也没收这篇文章。90年代以来，权威部门以“不争论”的态度讳言“现当代”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对“现当代文学”这个“小传统”的学术研究也从一时的显学而备受冷遇，其光彩完全被“国学热”、古代文学研究和各种咨政性的新兴社会科学所掩盖，至于有学者提出的建立“现代学”的构想更成了空谷足音③，这就不啻从学术研究角度关闭了向最近的历史获得思想资源的一个重要通道。 “现当代文学”地位的提高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直接产物，“思想解放”是执政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主导的一场针对自身历史的反思，而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反思与中国革命休戚与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被冷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现当代文学”正唯其不再被动地展开新一轮重写历史的翻案式学术操作，这才有可能反躬自省，主动清理本学科内部的真正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要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了出来。 当然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学术转轨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