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赶超中的高等教育财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这一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和资源的消耗[1]。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建立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2]。在创新过程中有两方面因素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一是人力资本的累积，二是技术进步[3][4]。然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又面临着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状况。比如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填补专业职位的空缺平均需要耗费6周时间，在中国和蒙古也需要耗费4周以上的时间，而在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只需要3周左右的时间[5]40。一些学者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技能和研发创新水平可能维持在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即“低技能”均衡状态，它使得经济体难以实现技术赶超[6][7]。

      要突破“低技能”均衡，实现技术赶超，需要人力资本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而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研究显示，高等教育培养的科技人才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高校的科技创新也引领了技术进步[8][9]。然而，在我国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财政资源投入相对有限，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也相对不足，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上的提升，如何对接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如何增强高校科研创新能力，这些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赶超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

      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技术赶超的阶段，高技能人才规模大幅增长，科技创新水平也跃居世界前列。在这一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财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高校科研经费投入、重点建设计划以及高校财政管理四个方面，梳理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特征，探讨在技术赶超过程中高等教育财政的策略特征，并在创新发展背景下拓展高等教育财政理论，为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善高等教育财政体系，实现技术赶超带来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差异化策略

      提升人才技能水平是技术赶超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对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提出了要求。在政府财力有限的状况下，成本分担政策是亚洲后发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策略。具体来看，各国和地区采取了差异化的成本分担政策，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公私分立的成本分担模式，以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为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形成了公立和私立高校并存的格局。在公立高校，政府负担主要的高等教育成本；在私立高校，学生及家庭承担较高比例的高等教育成本。根据2012年OECD的统计，韩国就读公立高校的学生家庭支出比例为22.4%，而就读私立高校的学生家庭支出比例为46.7%。日本公私立高校成本分担的差异性则更为显著，公立高校就读的学生家庭只负担了16.2%的教育成本，而私立高校就读的学生家庭负担了约72.7%的成本。虽然私立高校的学生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但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学生和家庭提供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以间接补贴方式对个人进行成本的补偿。2012年OECD统计显示，日本约有34%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是通过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的方式发放，韩国更有高达59%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是以间接资助的方式发放。(见表1)

      

      另一种模式的成本分担模式是按专业和教育项目实施差异化的成本分担策略，以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为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公立高校为主，总体上政府投入比例较高，但根据教育项目的市场需求、教育成本以及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实施了差别化的成本分担。对于市场需求较高而私人收益也较高的专业，个人负担成本更高；对社会收益较高私人收益有限的专业，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对不同的专业就进行了差异化的成本分担策略，其中牙医、医学、法律、音乐、商科个人负担的成本相对较高，而理工科、设计和环境、人文社科的个人负担成本相应也更低[10]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差异化的成本分担，促进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就读社会需求和社会回报较高的学科。8所公立高校对学生收取的学费差异不大，但政府对不同学科的财政补贴额度有显著差异，如在核算学科成本时，医学本科课程是人文社科类课程的3.6倍，生物、物理、工程、设计等专业是人文社科的1.4倍[11]。

      三、集中财政资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策略

      研究型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主要力量。在技术赶超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型大学相较欧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财力有限情况下不少国家和地区采取集中财政资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见表2)

      

      日本文部科学省2002年实施“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计划”(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21COE)，在日本31所大学中建立若干以学科方向为单位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教育基地。每个卓越研究中心每年可获得1.5亿日元，连续资助5年。2002年到2006年日本政府总共投入了378亿日元用于21COE计划。2007年日本又启动了“全球COE计划”(Glob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Program，GCOE)，旨在建设世界一流教育研究中心，培养优秀的研究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2]。韩国在1999年初推行的“智慧韩国21工程”(Brain Korean 21，BK21)，进行了为期7年2轮的一流大学建设，旨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体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优势，通过政府与社会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投入，有重点地把一部分高校建设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生院和地方优秀大学。为了保障“BK21”工程的顺利实施，韩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部在“BK21”工程一期共投资约13.4亿美元，“BK21”工程二期共投入约23亿美元[13]。我国台湾地区于2004年也提出了“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来培育和吸引高层次的人才，取得一流的科技成果，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提升台湾社会的国际竞争力。该计划分两次资助，2005年起执行的第一梯次计划共计资助了17所大学多个重点建设学科领域，第二轮2007年资助了15所大学，每期政府都列编了500亿新台币的预算[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