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K8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7)02-0090-10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官办大学的代表。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自蔡元培1917年担任校长后，学校的学风和办学理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多年，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直接影响到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欲明白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贡献，就需要简单了解中国近代大学的源头——德国大学的传统。 欧洲近代的大学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德国大学也不例外。尽管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校相比，德国的大学起步较晚，却后来居上。到了17和18世纪，德国的大学与整个欧洲的大学一样，都陷入危机之中。无论是在政治、社会上，还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欧洲大学都处于边缘地位，没有重要的贡献。以德国的大学为例，那时的德国大学教授缺乏尊严和地位，大学生们也是生活方式败坏，遭世人诟病①。到了19世纪初，德国大学在“新人文主义修养理想”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场“释放出巨大精神能量的革新”，使得大学教授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从而极大推进了德国大学的发展②。 像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经历一次脱胎换骨一样，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政期间也经历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改革。此次改革不仅直接关乎北京大学自身的发展，就是对民国历史的发展也造成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改革的研究不绝如缕。尽管相关研究论著很丰富，但是以往的研究多聚焦在蔡元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层面”的研究，而对于蔡元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政治参与层面”问题，却缺乏专门、系统性的研究。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文化运动”，同时还是“政治运动”。学术界对蔡元培的研究之所以强调其在“教育和文化”上的影响，与长期以来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体范畴”有关。 此外，学术界对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研究的缺失，还应该与蔡元培的“教育家身份”过于鲜明有关。当然，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主要身份是“教育家”，但不应忽略的是，蔡元培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个“革命家”。尽管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蔡元培赴欧留学，淡出中国政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任职后，更是在公开场合强调他的教育家身份，但是蔡元培的“革命意识”一直是存在的。他所强调的“教育救国”和“道德救国”就是他的革命意识在教育领域的隐性反映。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揭示，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如何受一战之后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促进了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进程③。 一、声名狼藉：蔡元培主政前的北京大学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临终之际，蔡元培有两句重要的遗言，叫作“学术救国，道德救国”④。事实上，蔡元培在23年前的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时，也是怀抱上述两个“救国的使命”去改造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在“学术”上对北京大学的革新，并不理想，如民国教育家王世杰所言：“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但是，蔡元培在对北大的“道德思想”的改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是他同时代人所不能比拟的。对此，王世杰也有一番评价，他说：“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而自蔡先生入长北大以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十年期间，是顽固腐败的思想和势力极坚强普遍的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思想革命最迫切的时期。……在这十年中间，北大的师生，不断地向这些顽固腐败势力进攻，摧毁无数不合理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给予了全国青年以一种新的头脑新的血液。……他如果不是一个发起者，一定是一个忠实的、勇敢的、始终不变的保护者。”⑤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发布了就职通告。在此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以“老”和“腐”而臭名远扬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特别是在“腐”的方面，北大的校风更是糟糕透顶。当时的北京城，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叫作“两院一堂”。所谓“两院一堂”是指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和北京大学。说的是，北京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是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北大学生在“腐”的方面，还分成两类：上乘的腐化学生的做法是“组织同乡会，运动做一任会长，或是干事，借以接近学校当局，作毕业后升官的地步”；下乘的腐化学生的做法是通过“嫖、赌和唱唱旧戏”来结交人；总之，北大学生是没有“研究学问的风气”的⑥。北大学生的这种“流风余韵”是继承了晚清京师大学堂的传统。在清末的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有不少达官贵族子弟，到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这些贵族子弟生活阔绰，饱暖思淫欲，于是常去八大胡同寻花问柳。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⑦。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北大学生的事后回忆，不足为凭，那当时的北京大学又是何种景象呢? 实际上，北京大学自晚清开始就一直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在时人的眼中，北京大学不过是用来“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英语教习的美国人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在1903年春公开批评京师大学堂的学风和校风败坏，他大声慨叹：京师大学堂“直以培植人才之地，作调剂官吏之场，殊可惜也”⑧。或许是贵族子弟居多的缘故，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向桀骜不驯，令学校教务部门无法管理。190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教务提调张某曾以“学业未进”为由，准备开除两名学生，结果引发北大学生的集体抗议。1907年11月14日晚，三百多名北大学生开会，决定公布北大教务提调张某的“若干劣迹”，请求北京大学总监督(后称校长)更换教务提调。这件事情弄得满城风雨，朝野皆知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