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研究”笔谈

       201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的人際網絡》一書收錄了一篇令人關注的文章，題為《蔣介石相關主題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海外)》，作者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文章稱海外有關蔣介石頗具影響力的研究，絕大部分是由美國與日本學者所作。黃先生在文中將這些海外研究按照地域觀點分為兩大組：“歐美組”與“日本組”。事實上，在“歐美組”當中，可以看到歐洲地區有關蔣介石及其時代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大體上說，歐洲部分的研究包括了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與英國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史景遷出生於英國，但其學術生涯主要在美國——譯者注)非常重要的著作，然而，他們的著作主要是對中國近代史的綜合研究，並不特別針對蔣介石及民國時期。

       在過去的十數年裡，此種情況沒有多大改變，迄今有關蔣介石的海外研究仍舊由美國和日本的史學界所主導。然而，歐洲史學亦取得了不少進步，並呈現出一些新的研究趨勢。

       在此，將介紹歐洲和義大利學者有關蔣介石及其時代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基本上是民國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在第一部分，我將從整體上來介紹歐洲學界的研究；在第二部分，將特別介紹義大利地區的研究(包括我本人的研究)及未來展望。

       蔣介石研究在歐洲：總體概述

       第一個(或者第一批)寫作有關蔣介石重要傳記的歐洲學者，應該是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作為一名探險家與地理學家，他領導前往中亞的各種探險，在塔里木盆地的荒漠裡，繪製了城市、墓地及長城等遺址的地圖。正是在那段時間，赫定訪問中國，並在南京見到蔣介石。他所撰寫的題為《蔣介石：中國的統帥》(Chiang Kai-shek：Marshal of China)的人物傳記，最初為瑞典語，1940年譯為英文本出版。赫定分析了蔣介石從東渡日本到領導中國這一時期的個人經歷和政治生涯。他寫道：

       在1933年夏，我與南京中央政府進入到一種非常親密與信任的關係。我被要求並接受了勘測任務，並在中國專家們的協助下，為國民政府測繪兩條汽車公路線路——這些規劃中的公路將用來連接中國內地與新疆省。早在1929年春，我曾在南京榮幸地會見了大統帥蔣介石將軍，而當我在1935年2月完成汽車旅行回來後，我有幸去漢口，向他和他嫵媚的妻子呈報這次探險所得的報告。在這兩次場合中，統帥卓越的品格給我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

       從這些字句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作者無疑是蔣介石夫婦的“超級粉絲”。而且，此書亦是獻給宋美齡的，他在首頁寫道：“獻給蔣介石夫人，以示欽佩”。

       總體上說，赫定的作品出版之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蔣介石在台灣開啟新的政治歷程之後，歐洲關於蔣介石及其時代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尾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國際史學主流，傾向於對蔣介石及其歷史地位持相當批評的觀點，尤其強調蔣在一些關鍵時期，錯誤地決定集中軍事力量對付共產黨，而非日本侵略者，同時蔣亦被“指責”在1949年“丢失了中國”。

       然而，即使在對蔣持批判的主流當中，也存在一些研究，強調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南京政府早期所遭受的日本入侵，實實在在地削弱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決策空間。

       例如，德國歷史學家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Jurgen Osterhammel)在他的傑作《中國與世界》(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vom 18.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1989年出版)中，強調西方帝國主義在經歷1927～1928年的反共“清洗”後，以及面對日本人變本加厲地施行征服中國計劃的情況下，是如何重建與蔣介石的聯繫與合作的。

       同樣出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由法國學者畢仰高、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以及德國學者杜勉(Jürgen Domes)共同編著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接連不斷的革命(1895-1949)》(La Chine au XX[e] siècle.D'une revolution à l'autre 1895-1949)一書中，德國學者賀伯森(Herman Halbeisen)寫了對南京十年(1927～1937)的綜合評價：“一個巨大的分歧割裂開來：一方面是民眾的期望與政府的意圖，另一方面則是南京十年究竟有哪些是真正有效的?”

       史景遷在1990年出版的非凡作品《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中，專門有一章探討二戰結束後國共兩黨所進行的內戰，題為“國民黨國家的陷落”。史景遷強調了下述事情的重要性：蔣介石試圖將中國的通貨膨脹恢復到一個可控範圍的努力，完全落空；國民黨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消極選擇——“印刷更多的鈔票，這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史景遷同時也強調，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裡，存在著日益增長的黨派之爭以及社會對政府的不滿；蔣介石大權獨攬有著負面的影響，尤其是在重慶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