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经费来源于国库省款，校长由政府任命，常受政潮影响，任期短暂。私立大学经费来源于社会，校长理论上由校董会推举，实际多是学校的缔造者和总设计师，任期基本是终身制，对学校负有绝对责任。因此，相对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校长的地位、经济资源尤其是政界人脉，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目前对私立大学校长的研究，多集中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治校策略等宏观问题①。偶有论及私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仍停留在一些诸如“独立与自由”之类缺乏史料支撑的观念性判断之上，实有重新讨论的余地。 本文拟从微观层面，考察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问题，并讨论此种人脉资源如何对私立大学本身构成决定性影响。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维度，盖因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判断之上。国民党执政以后，经济和教育资源逐步呈现出一种向政府集中的趋势。到抗战时期，此种趋势更是达到顶峰。由此，私立大学向民间筹款日益困难，对政府的依赖逐步加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私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最终决定了其命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状，要求私立大学校长必须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政界人脉，为学校争取利益。 在私立大学校长中，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具有典型性。张寿镛(1876-1945)，字咏霓，号约园，浙江鄞县人。北洋时期历任浙江、湖北、山东等省财政厅厅长、沪海道尹。1925年6月，上海圣约翰大学553位学生因反对美籍校长侮辱国旗、压制学生运动愤而离校，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另立光华大学。张寿镛被推举为首任校长，执掌光华校政长达20年之久②。本文希望通过对张寿镛政界人脉的梳理，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民国时期，政界资源对私立大学而言，重要程度究竟如何?私立大学校长如何构建个人的政界人脉，为学校谋求发展?校长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的生存和发展? 一、张寿镛任官时期的政界人脉 光华大学初建时，张寿镛作为沪海道尹，系北洋政府上海地方的行政长官。这种身份，也是他被推举为光华大学校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事实来看，他的身份确实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为光华大学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干事团，邀请120位上海商界名流为光华募款③。在众人的努力下，光华迅速筹集了一定数额的资金，保障了新校的建设④。在一些细微事务上，他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光华谋取了很多方便。当时的光华附中即设立在沪海道尹公署附近，实有就近照顾之意。张寿镛还动用私人关系，以半租半送的方式为学校在附近租下一座洋房充当宿舍⑤。 1926年10月，张寿镛受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潘复启用，担任财政部总务厅厅长。利用这种身份，张寿镛开始聘请政商两界的要人担任名誉校董和校董。其中担任名誉校董的主要是北洋政界要人，包括王正廷、王宠惠、熊希龄、孙宝琦、何丰林、顾维钧等人⑥。担任校董的主要是商界人士，包括王省三、朱吟江、余日章、赵晋卿、钱永铭、吴蕴斋、林康侯、施省之、徐壮飞、陈光甫、许秋帆、黄炎培、虞洽卿等人。前者对于光华而言，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存在。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这些政界要人迅速被边缘化。后者从理论上讲，负有为光华筹划基金及经费，核定预算决算的职责。然而，从实际来看，这些商界校董并未真正尽到责任。 如时人所言，当时上海各私立大学都聘请沪上工商银行界的名流担任校董。然而，各校的校董会制度并未真正有效确立，多是“虚应故事”和装点门面的产物。比如，大夏大学的校董会非但很少开会，校董对学校的贫困状况也漠不关心⑦。大同大学设置校董会，其根本目的是应付教育部立案⑧。光华大学亦然，先有学校而后才组织校董会，由校长张寿镛广泛拉拢工商界人士进入校董会，以点缀门面，应付环境。因此，目前几乎没有看到早期光华大学校董会开会的资料。1929年，光华大学向教育部申请立案时，15位校董中竟然有4位“远离沪渎，无从接洽盖章”⑨。这说明，对光华大学而言，这些商界校董实为疏离的群体。 从光华大学历年的财务情况看(见表1)，也可证明商界校董的筹款作用甚是微弱。1925年，光华获得的捐助金额为44，731元，系因学校刚刚开办，获得不少社会资助。然而，第一年的借款也高达84，992元，并发行12，940元的公债。1926年，学校获得的捐款仅有6，233元，借款则高达63，369元，发行公债高达23，330元。其中，该年借贷的金融机构有：咏记2.1万元；金城银行1.38万元；汇业银行0.69万元；兴业银行1.08万元⑩。1928年，学校仅获得1万元捐款，借款则达到12万元之多。1930年，学校仅获得110元捐款，借款将近9万元。从光华大学每年的结存来看，貌似收支平衡甚至略有数千元盈余，但若将借款统计在内，实际平均每年亏空将近10万元之多。
有研究者谓，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兴起是地方自治的产物，也得益于市民社会的发达。私人工商业团体和文化学术团体在通商口岸兴起，使他们有条件根据“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的理想创办并支撑这些私立大学(11)。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论述。单纯依靠所谓“工商团体”的力量，很难支撑起一所私立大学，更无法为大学谋求进一步的发展。欲解决私立大学的经费难题，最稳妥的途径是向国家和政府方面努力。即使一时难以从政府中获得太多实质性援助，私立大学校长的政治身份，对学校而言亦是一种有利的资本。张寿镛在宦海沉浮多年，对这一点的认知比较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