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不外乎叙事与诠释。叙事重在还原史实以明其然，诠释重在解析史实以明其所以然。然而，当前党史研究领域正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叙而不论，二是以论代史。前者力求还原史实，但止于“讲故事”，不予深入诠释，不少史实依然难解；后者试图解读史实，但囿于先入之见，不少作品强史实以就原则，以致史实遭到曲解。因而，党史研究亟须在警惕以论代史并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较为深入地诠释史实。或许，为党史研究引入思想史路径不失为克服当前弊端的一种方法。本文旨在初步阐述中共党史研究思想史路径的必要性及其思路与方法，以期对党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 党史研究需要诠释 史学研究需要诠释。刘知几提出史学研究者需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又提出“史德”，主旨即在于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史学研究需要史料和史识兼具，需在求真中求是。我们受惠于“太史公书”，不仅在于其真实与生动的描述，更在于“太史公曰”。甚至可以说，“太史公曰”之前的生动描述，即在于使阅读者自然悟出或认同“太史公曰”。严耕望先生说，史学研究者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①即是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重在史识，史料与方法都是达此目的之工具。党史在内容上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应如此。 部分学者主张叙而不论，认为只要把历史事实说清楚、讲好故事就可以了，不需要作者提出一种对于史实的诠释，作品的思想性无关紧要。这种看法出于对党史研究中以论代史现象的高度警觉，可以理解，但也难免偏颇。 首先，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人们在研究中实际上无法避免价值判断，“没有一点解释的纯叙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历史的本真并无法独立显现自身。历史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事件，往往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而所谓历史意义又是在后世的评价中产生的，与后世无关的历史事件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掉。反过来说，用历史事件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因其具有形式上的客观性，往往比就事论事更有分量。因而历史事件往往成为一种“发言人”，往往也只有作为“发言人”的历史事件才会成为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所借以显现自身的媒介——话语和文本——则是由叙事者所主导的，且叙述和解读一旦构成一种具有阐释力的话语体系，言说者便成为历史事件的“立法者”，成为一种较为封闭且能自我言说的意识形态。因而，历史事件、时代烙印和解读者的主观意图共同构成当下我们所知的历史。因而，强调尊重史实客观性本身没有错，但如果将史学看成纯客观之物，在历史学科的客观性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之间画等号，则是在该止步之处又往前迈出了一小步。 其次，叙而不论，作品没有思想性，历史事实也是说不清楚的。关于毛泽东发动“反右”的原因，至今存在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整风和“反右”是一回事，毛泽东的目的即在于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③或认为“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缘由是基于毛泽东的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④在这里，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归于个人行为或性情，应该说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约化了。有学者认为，原因是“4月30日以后的形势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是部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借开门整风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⑤部分学者认为，毛泽东此举是预防性打击，是“为了主动消除中国国内可能存在的隐患”，⑥甚至认为，关键不是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意见，而是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农民退社等事件使整风开始失控，为防止社会出现动乱，政权失控，毛泽东借批判知识分子来加强社会管控。⑦部分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是以“人民内部的视角”和“阶级斗争的眼光”两个视角来观察国内时局，⑧他的政治行为是要达到既引起“自由争论”以调动积极性，又要确保并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两个目的。⑨然而问题依然在于，现在看来，后来被定性的那几位提出尖锐意见的“大右派”并没有反党意图，很多“右派”的批评性意见是很有诚意的。那么，毛泽东的主观判断与这些“右派”的主观诚意之间的冲突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正如某学者所言，“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⑩对毛泽东而言，从开门整风到“反右”，虽然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其政治方向却未变，“他的一生宛如用圆规不断地画着圆圈。即使看上去向左摇摆，那也不过是同心圆的扩大而已”。(11)这个圆心就是毛泽东附着在阶级斗争之上的价值理想。因而，“自由争论”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不能触及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12)或可说，“反右”在根本上是价值理想层面上的原则性分歧所造成的历史悲剧。 再者，“文革”中出现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化的问题。王年一即指出，“毛泽东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好得很，个人专断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而他的专断很特别，“就是在程序或手续上一般都经过集体”。(13)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毛泽东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认为自己的思想及其衍生行为的绝对正确性。在他看来，思想原则正确就可以推翻组织集体决定和任何原则。在此，把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简单地归咎于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想当然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14)那么更值得深入解答的问题似乎是：毛泽东为什么认为自己就是正确的?他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然而谁来裁决其真伪呢?这是否是近代以来世俗社会中的一个终极裁决权问题，一个非常状态下的决断问题(施米特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