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近年来，希腊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匈牙利欧尔班的“青民盟”、波兰卡钦斯基的“法律与公正党”这样一些具有民粹色彩的政治力量的胜利，还被视为欧洲边缘地带的社会危机或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的结果，那么在过去的2016年，欧盟主要国家英、法、德民粹力量的兴起则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安。随着英国的“脱欧”、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以及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的一系列失败，而大西洋彼岸特朗普又赢得美国大选，曾经被视为人类发展理想之一的欧洲一体化，似乎正在面临重大倒退的风险。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样一种民粹主义趋势总体上秉持批评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作为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人，对于“全球化”、“一体化”有着天然的好感，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将民粹主义与精英对民众的操纵、政治化约主义，以及多数暴政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看做一种消极的至少是危险的现象。①然而，民粹主义的批评者们，并不能否认民粹背后社会撕裂的现实，也不能解释大众运动为何走向抗议性的民粹而不是建设性的变革。 一 欧洲民粹危机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民粹主义在欧洲复兴的现实诱因，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欧洲一体化的负面影响，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欧洲缺乏竞争优势的经营者和劳动者相继陷入困境；二是欧盟债务危机出现后，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选择出资救济濒临破产的政府，这种做法在民间缺少普遍共识；三是“移民海啸”给欧盟各国带来了难以消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②但坦率来说，这三个诱因只是描述性的，诱因背后的原因及其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却是复杂的。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收场为西欧走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捆绑的死结提供的一次历史机遇。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发端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国家权力场域，又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权力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不管是“由手工业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蜗牛式的道路，还是由商业控制产业，尤其是大商人投资设厂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道路，③国家权力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中介作用都是决定性的。对于前者来说，诺斯口中的国家制定产权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资本主义何以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获得成功。对于后者来说，封建国家的特权阶层本就是这种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推动者。在伊丽莎白时代，许多贵族、官僚都从事工商业活动、海外掠夺或甚至公开的海盗活动。不少贵族从事圈地养羊、工商业活动，甚至从国会获得特权，垄断一方贸易。这种从事大工商业的贵族最终形成了具有强烈资产阶级气质的新贵族阶层。而在法国亦有大批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通过大批买地、买官获得权力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形成了穿袍贵族阶层。④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如果它萌生于一个没有生存压力的大国，那么它通常会面临过大的保守势力的阻碍而无法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如果它萌芽于处于激烈生存竞争的国家之中，那么它往往又是国家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策略选择，它的资本属性必须受制于现实的国家权力生存的需要。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之所以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的举措，⑤一方面固然是资产阶级将追求利润、保护财产的需要融入了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却是主权者为了战争能力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求更大市场、更多利润的全球化抱负与资本国家属性之间的紧张，最终造成了两种结果。其一，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此扩展到全世界，并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制造出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⑥作为中心的本土资本的民族属性与殖民体系中为本土资本所激活的其他地域资本之间出现严重的冲突。这种经济上的冲突最终与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凝聚成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并且发展特别迅速，因此在这里巨大的民族差别的泯灭、统一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迅速、更加彻底，⑦并最终上升为“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语言自由和人民代议制”的政治要求。其二，欧洲各国之间的两次大战最终使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位置为美国所占据。 二战后，由于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国对西欧地区事实上的武装占领，西欧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摆脱国家属性的历史机遇，这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能够迥然不同于其他区域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在冷战结束以前，尽管这种过程由于西欧国家的恢复而出现了一些反复，但总的来说仍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并最终导致了欧盟这一超国家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其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也得到了不同理论视角的解读。有学者认为，⑧欧洲一体化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嵌入，即不存在一个宏观的一体化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马赛克式”的嵌入拼图，各种理论学派和学说交织在一起。从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制度设计(联邦主义)、理论推演(功能主义)、现象解释(新功能主义)到中层理论解析(后功能主义、制度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具体领域(机构、治理、决策、认同)研究的发展进程，⑨但在这一研究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却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导致“一体化”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被相对忽视了。 其一，欧洲一体化始自马歇尔计划以多边机制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取代原来的美英、美法双边机制，其目的就在于为欧洲各国的重建项目提供资金，促进贸易自由化、创造贸易支付系统的便利以发展欧洲国家间贸易。⑩由于西欧国家在战后初期的衰落，立足于区域而非国家的OEEC成为欧洲经济重建工作的信息中心和最重要的决策中心之一，这从一开始就将西欧的重建与西欧各国工商业的跨国整合捆绑在一起。自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设立之后，欧洲各国的生产者就意识到了OEEC的重要性。一些跨国利益集团就此开始建立以加强行业间的跨国沟通，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稳定的联系以获取马歇尔计划资源分配以及欧洲经济重建的相关信息，并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反馈到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方面的代表性组织包括：欧洲工业联盟理事会、欧洲复兴计划工会建议委员会、国际农业生产者欧洲委员会、欧洲独立企业理事会等。1949年之后，欧洲有至少58个非官方的跨国组织得以建立，其行业涵盖了制造业、批发零售和进出口等。(11)可以说，OEEC不仅在促进欧洲产业恢复和消除欧洲国家间贸易壁垒上取得了很大进展，(12)而且塑造出了一个赞同经济和产业力量进行跨国整合的利益集团。时任德国工业联盟主席的弗里茨—博格指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联合的欧洲。产业和经济问题早已超越了国境，一个欧洲的、西方的经济必须取代国家层面的经济。”(13)许多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者通常将煤钢共同体视为欧洲一体化的开端，却忽视了在政治家的标志性政策之前，一体化的内在驱动力量已经形成，那就是战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对跨国贸易、区域大市场的共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