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与欧洲危机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在欧洲一度受到普遍声讨，但危机的形式变化改变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如人们所预言的死亡，反而在以新的制度化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此，欧洲的主流政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面对欧洲危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欧洲主流社会在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民粹主义的挑战时，依然不愿意触及新自由主义政治这一更深层的问题。但欧洲欲走出危机，矫正失衡的社会关系，必须从思想和制度上反思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影响。

       近年来，欧洲的危机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的趋势，它在凸显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引发危机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即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的渗透和制度化影响。伴随新自由主义渗透的欧洲政治生态变化和社会关系失衡是导致目前欧洲政治动荡的直接原因，欧洲欲真正走出危机，必须清除新自由主义政治的遗患。

       一 欧洲危机的形势变化及其政治意义

       自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开始在欧洲蔓延以来，欧洲危机的形势几经变化，从最初的金融或经济危机逐渐向社会和政治危机演化。在此过程中，矛盾的焦点问题以及人们对危机的理解认识都在改变，围绕危机问题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形势也日益复杂。

       危机之初，欧洲的主流社会往往将这场危机视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放松控制政策的恶果。新自由主义由此成为舆论讨伐的主要目标。欧洲主流政党纷纷表态，以示自己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界限，并呼吁加强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和英国工党首相布朗都表示要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布朗宣称拒绝“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信条”。媒体也称危机恰恰证明了欧洲模式的正确，如荷兰报纸洋洋自得地表示“欧洲资本主义更适合于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挑战”。①学术界也加入了对“后危机时代”政治话语的讨论。

       但随后欧洲危机的实际进程以及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脱离了这一轨迹。危机的加深，尤其是欧盟一些成员国的主权债务问题的暴露，显示危机并不仅仅只是一场美国式金融危机，而是与欧元以及欧盟体系密切相关的欧洲经济危机。可面对这种形势，主流政党的政策选择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得人心，围绕危机问题的欧洲社会分化开始凸显。对于主流政党来说，援救大银行以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援救出现主权债务问题的国家以避免欧元体系的崩溃并稳定欧盟，这些似乎都是无可选择的。为此所必须实行的紧缩政策，实际上成为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援助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先决条件。而紧缩事实上是以控制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也就是说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导致了民众对主流政党的强烈不满，而紧缩政策和欧盟救助问题则成为矛盾的焦点。在此问题上，主流政党事实上默认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而进步的左翼力量则高举了反紧缩大旗，并将紧缩政策等同于新自由主义，断言“新自由主义在摧毁欧洲”；②但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则利用民众的不满，将矛头指向了欧盟和移民问题。

       此后，在经济危机持续、民众的不满情绪积累的背景之下，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在欧洲蔓延，并挑战了欧洲既有的政治传统和秩序，而欧盟问题、移民问题以及2015年之后的难民问题成为不同力量间矛盾冲突的焦点。民粹主义对欧洲既有政治秩序的挑战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在国家政治层面，它表现为民粹主义政党对既有的传统左右主流政党结构的挑战。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连在国内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南欧一些国家的新激进左翼的崛起，从不同方向挑战了既有的传统政党结构和主流政党的地位；在欧盟层面，民粹主义凸显的疑欧和反欧立场以及所诉诸的简单化的解决问题方式(如全民公投)直接影响了各国的欧洲政策，威胁到了欧盟的生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欧盟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称民粹主义是“对欧洲最大的威胁”。③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已经显示了这一点。而意大利的宪法改革公投同样引发了人们对欧洲政治新的不确定性的极大担忧。其实，除对欧洲既有政治结构的冲击外，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蔓延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它从思想观念上对西方普遍的民主原则的侵蚀。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诉诸的精英与人民的对立，④它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方式所诉诸的非理性的方式，⑤以及它本质上所体现的反多元主义性质，都从深层次挑战了西方既有的民主政治文化。⑥

       民粹主义对欧盟、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突出，但不能把这些问题或把民粹主义本身理解为导致目前欧洲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根源。一则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二则从逻辑上讲，危机的环境才是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繁衍的真正土壤。实际上，声称存在严重的(政治、文化或经济)危机，这是不同类别的民粹主义的一个共同的思想特质。⑦也就是说，民粹主义的兴盛依托于大众普遍的危机意识。欧洲大众在欧盟、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忧虑，实质上是他们对失去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危机感的一种反映。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威胁。而欧盟问题之所以突出，就在于它是一个缩影，近乎于欧洲传统社会发展模式被侵蚀的过程的倒影。因此，民众的疑欧和反欧态度实际上是对由主流政党所主导的欧盟模式的一种否定。而这些问题，都要追溯到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的政治渗透，尤其是其制度化影响。

       二 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欧洲的渗透

       英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发端地之一，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曾是新右派经典的政治宣言。但这种新右派政治带有显著的盎格鲁特色，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其他地方，典型的新右派政治还并不具有主导地位。欧洲传统的社会特征依然明显。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对新自由主义也还抱着较强烈的抵制态度。不过，借助于新右派的政治氛围，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的核心要素即市场中心观念在逐步渗入欧洲其他国家、其他政治力量，甚至是一些表面激烈抵制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左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