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及其文化在当下媒体再现中的状况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自不能例外，文化研究就更不能例外。用文化研究方法，就某一个案进行媒介分析的实践似乎还不多见。 2014年5月23日，浙江卫视播出的第七季《中国梦想秀》②节目中，有一段节目是来自北京皮村社区活动中心文艺小组八位工友的表演。他们表演的是根据北京新工人艺术团核心成员之一许多③创作的《打工号子》改编的《打工者之歌》④，他们的“梦想”是为皮村社区活动中心添置一套能为两三百名工友演唱的音响设备。根据节目规则，表演者(就其“梦想”诉求而言，他们又被称为“追梦人”)表演结束后，全场投票，如果达到240票，则“梦想”立即兑现。如没有达到规定的票数，追梦行动一般即告失败，但也有柳暗花明的时候，梦想大使周立波可以使用反转权，一票否决第一次的投票结果，这时，第二次投票往往都能超过240票。在皮村工友的追梦行动中，第一次得票194，周立波使用了反转权，第二次289票，“梦想”实现。节目尾声，画面显示的是音响设备第二天就由梦想助力团成员之一的北京盈郎文化有限公司运送到了皮村。⑤ 无论如何，就“结果”而言，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个底层民众借助电视的力量成功获得帮助的个案，它“再现”了主流媒体与资本集团合力参与慈善/公益⑥活动的行为，体现的是积极意义，是“正能量”。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未必。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北京工友之家的吕途就发表了《仗势欺人的人肉大宴——评〈中国梦想秀〉第七季“打工文艺小组的梦想”》⑦的博文，对播出节目和节目录制过程中的一些“冲突”进行了批判和回应，博文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讨论。我将吕途博文的关键词归纳为两个：剥削和感恩。实际上，这两个语词正是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并造成冲突的关键词。仅就这两个关键词，我们也就大体能想象录制现场的冲突之紧张。无论如何，这是一档娱乐节目，“感恩”和“快乐”是它的关键词，从这一期节目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⑧。“剥削”这一政治色彩强烈的语词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娱乐节目的规范和氛围。有意味的是，节目经过后期“处理”还是如期播出了。虽然经过了“处理”，但节目仍然拥有较好的完整性。 在这个制作出来的“完整”节目中，哪些内容被“处理”了，编排的顺序是否有变化，依据什么原则？这些都值得通过这个看似完整的节目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而特别值得分析的是节目中的“反转”和“翻转”的关系。从剥削话题转换为感恩话题的翻转是如何完成的？反转权的使用与话题的翻转是什么关系？其中所表征的是怎样的冲突，是同一意义空间中的意义的争夺，还是两种不同意义系统之间的对抗？这两个不同的意义所属社会集团是怎样的？争夺或对抗的结果怎样？更重要的是，这一争夺或对抗仅仅发生在意义领域吗？如果不是，它与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存在怎样的关联？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是否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及传播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角力进行归纳总结，进而进一步理论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将其作为文化研究媒介分析的有效实践对象。 上电视的权利 看起来，与越来越多的收费电视(包括视频网站收费)聚焦于中产阶层及以上家庭/个人的营销模式好像很不一样，但占有市场的根本目的其实并无实质性差别，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打出“草根”、普通民众的旗号，选秀类、婚介类、综艺类，包括新闻类节目⑨，更不必说近年发展迅猛的电视购物频道了。这一现象似乎标志着电视的普罗时代已经到来。然而，这一期“中国梦想秀”节目中的一个看似惹人发笑的细节却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在该段节目的后半部分，现场播放了五位工友的亲人对他们说话的视频。⑩一位朴素的北方农村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出现在画面中，工友苑伟被周立波叫出了队列。看着画面上的母亲和孩子，苑伟始终微笑着。母亲说：“大伟，你为家里打工不容易，你照顾好身体，家里爸爸妈妈很想念你，妈妈给你做不了鞋了，眼睛花了，老了，看不见了，(你)在外头买好鞋，买着穿吧。有空就来家来嘛，孩子挺想你。”这些朴实却饱含着深情的话打动了现场的观众，这是一个当代版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从播出的画面上可以看到不少观众在抹眼泪，他们被感动了。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奇怪的是当事人苑伟却一直在微笑。主持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细节和机会，于是问苑伟。苑伟说，原来，他没有来节目之前，父母就给他打过电话，以为他被传销组织给骗了。此时，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周立波也笑了。苑伟接着说，“根本都不会让我上这儿来的，所以我就在想它是怎么拍的呢”。全场爆发出更大的笑声。而周立波的点评是，“你很有意思”。 这只是一个细节，但这个细节绝对不是一个“有意思”就可以了结。实际上，这八位工友能上电视，也确实经历了一番周折(11)，而这个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说原本是为了一种特定的效果，却在无意中将电视生产的一个秘密暴露了出来。这就是上电视的权利。 在苑伟父母这样的农民的理解中，显然并非什么人都能上电视；即使在一般城市市民的观念中，恐怕也并非人人都有上电视的权利。就一般意义而言，目前各级电视台和电视节目的门槛比二十年前已经低了很多。这既得益于电视产业的发展，各级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数量迅猛提高，电视节目虽然仍不够多样，但毕竟为更多的人进入电视提供了可能。这也得益于市场化的体制，市场既需要与众不同的看点/买点，也需要争夺收视率/观众，只要不触碰法律和国家政治以及公共道德底线，电视的生产空间看上去无比巨大。也正是在争夺更多观众的意义上，平民路线成为一个选择，毕竟占社会大多数的是普通民众，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更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坚持认为市场化生产了民主，但实际上其中隐藏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这同样也得益于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关注民生无疑是近年官方宣传颇多的主题。于是，一个被符号化/象征化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地成为电视的参与者，甚至主角。然而，苑伟的话和新工人这一次在梦想秀的遭遇就告诉我们，实际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上电视，“老百姓”这一概念在被抽象为一个集合名词的时候，也迅速被文化工业的媒体工业符号化/象征化，并进一步地被空洞化。因为像苑伟这样的新工人，就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约2.7亿，他们身上除了贫困和艰辛的生活经历外，既不具有意识形态的代表性/典型性，也没有多少媒体工业需要的故事。就电视娱乐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快乐和轻松，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成功学案例，是与众不同并有看点的故事。而看点选择的主要参照是收视率，因为作为商品的收视率直接关系到广告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