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年月日是时间的标志，里程碑是空间的标志，距今80年前的1936年和地处苏州吴江的开弦弓村，是现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空节点。那一年夏天，年仅26岁的费孝通在毗邻太湖的这个小村庄进行的社区调查及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后来成了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1986：序1)。 其实，上述里程碑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从来就是双重的：其一，就人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而言，江村调查迈出了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关键步骤，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所设想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的愿望(费孝通，1986：序3)；其二，从人类学、社会学及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范围内的发展而言，江村调查最早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学派”由此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周晓虹，2012)，也曾使中国社会学达到了欧美以外的巅峰地位(O'Hara,1961；阿古什，1985：73；Freedman,1979/1962：379)。 一、触摸江村：缘起与发现 尽管费孝通生长于距开弦弓村不过30公里的吴江松陵镇，但这个自幼受西式教育长大的人，①严格地说直到1936年才有机会真正从灵魂上“触摸”养育自己的土地。此前一年，从清华研究生毕业的费孝通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按惯例本应于当年暑假出国，但却按导师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kogoroff)教授的意见，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这年冬天因在瑶山里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也身受重伤。伤愈后费回到北京准备出国留学事宜，因从1936年6月下旬到9月初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应长期在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合作社的姐姐费达生之邀，去乡下住一段时间，“一则恢复一下情绪，一则休养一下身体。我在乡下……反正没有别的事，开始问长问短，搞起‘社区研究’来了”(费孝通，1999：第7卷，106-107)。 从上述叙事，以及费孝通后来一再强调的前往江村的初心来看，似乎《江村经济》的写成是一棵“无心插下的杨柳”(费孝通，1999：第14卷，186)，但在这看似偶然的选择中实则有太多的必然。从大的社会背景而言，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关注密切相关。虽然最初的农民运动是20年代早期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包括“农民运动大王”——共产党人澎湃也曾任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但实际上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一直“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费正清主编，1993：609)。最有头脑的一批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动员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紧随澎湃之后，1927年初，在国共彻底决裂前夕，毛泽东就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湘潭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并预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毛泽东，1967：13)。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晏阳初和梁漱溟则开始身体力行，先后在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费孝通江村调查前的1935年，不仅当时流行的《东方》杂志有关农村的文章从20年代的每年1篇上升到每年80篇，甚至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时也将文学的视野聚焦于农村和农民，提倡“到民间去”(洪长泰，2015：206-207)。如此，尽管此时各种思潮和知识相互碰撞，但“不管这些知识是无产阶级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美国城市使用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方法，还是研究芝加哥市的派克的社会学概念，应用到中国就意味着研究农民”(阿古什，1985：51)。 从小的个人动机上说，此时“研究农民”对费孝通来说有着个人生涯和学术研究两方面的意义。从个人生涯而言，爱妻王同惠的死使费孝通背负了沉重精神重压，以致“觉得除了工作之外，再也得不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而这工作就是研究“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如此他才会感谢“意外地得到了两个月的‘余暇’。上天给了我一个‘除获得知识之外毫无其他目的及责任’的研究机会”(费孝通，1999：第1卷，369-371)。从学术研究角度上说，从他进入江村第一天写成的《江村通讯》来看，在进入江村之前年轻的费孝通已胸怀大志，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在两个向度上向传统人类学提出挑战：一是跨越“文野之别”的清规，即人类学只能研究“野蛮社区”的“错误的见解，因为事实的本身无所谓‘野蛮’和‘文明’，这些名词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的称呼罢了”；二是打破研究者只能研究异文化的戒律，以使研究者“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费孝通，1999：第1卷，370)。其实，考虑到在江村调查之前费孝通就参加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阿古什，1985：30)，以及费孝通与好友林耀华关于“研究目的”的争辩，②并在《花篮瑶》“编后记”中表达“我拖着半残废的身体，拖着我爱妻的尸首，从瑶山里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到瑶山去呢？’我要回答这问题”(费孝通，1999：第1卷，477)时的执拗，就不难理解在上述大的社会背景和小的个人动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正是上述勾连使费孝通挚信，“‘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费孝通，1999：第1卷，405)。在1936年7-8月两个月间，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借住在蚕丝合作社的工厂内，对这个小村庄的家庭与亲属制度、财产与继承关系、土地占有与农业生产、劳作与日常生活、职业分化、贸易以及此时正处在变革之中的蚕丝业进行了细致的调查。除了借助姐姐费达生的关系对熟悉情况的乡绅、村长和普通农民进行访谈，获取了与开弦弓村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相关的一系列田野资料，费孝通还通过悉心查阅文献资料，尤其是1935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得到了诸多相关数据，为日后撰写《江村经济》做了充分准备。 在这一年的8月25日，费孝通完成了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离(开)了我已发生了亲密感情的一村人民”(费孝通，1999：第1卷，391)，于数日后的9月初从上海乘坐邮轮赶赴英伦，并在行船之中将开弦弓的调查资料整理出来。这样一来，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实际上有了两份田野研究报告：一份是得自广西大瑶山调查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份是得自开弦弓调查的江村报告。在与最初的导师雷蒙德·弗思见面时，他首先介绍了更符合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大瑶山报告，但随后介绍的江村调查才真正引起了弗思的注意。此后，经过多次接触与沟通，弗思帮助费孝通将开弦弓调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将其基本线索确定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如此，在费孝通因各种机缘转由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之前，已由弗思帮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以致多年以后费孝通还念念不忘：“他这个选择可以说是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费孝通，1999：第14卷，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