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杰出的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郑杭生在其学术生涯中，持续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简称“五论”）等影响深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五论”紧扣时代脉搏，与中国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五论”立足本土实践，胸怀全球视野，“顶天立地”，是真正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五论”不但在中国社会学元理论和本理论层面具有原创性，对包括环境社会学在内的应用社会学学科发展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郑杭生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环境-社会”关系始终处于整个理论框架中的重要位置，也是在对“环境-社会”关系的阐发中，他的生态环境思想逐渐显现出来。郑杭生的生态思想不但为环境社会学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开启了新的可能。本文以管窥豹，从“环境-社会”关系的视角，分别探讨郑杭生的社会学学术定义、社会运行论、社会互构论中的生态环境思想。 一、“环境—社会”关系与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 任何学科发展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下的产物。改革开放后，社会学作为一门需要“赶快补课”①的学科，从基本研究范畴到学科体系构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特定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1.郑杭生社会学定义提出的中外学术背景 一方面，在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西方主流社会学界对自然环境问题并不重视，甚至拒斥；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学恢复时期，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对环境问题也不甚关注。 第一，西方主流社会学界对“环境—社会”关系问题的争论。 由于时代的局限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在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等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够读到他们关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论述。比如，实证主义社会学集大成者，强调“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方法论上已经把非社会事实的自然环境因素排除在他的理论体系之外。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奠定了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但在他庞大的思想体系中，生态环境问题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比较而言，马克思是经典社会学家中对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注，并对自然与社会关系有过系统阐述的学者。他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有关“代谢断层”②的论述。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农业批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但非常遗憾的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长期以来未曾受到后学的关注与重视。由于经典社会学家对生态环境因素的整体忽视，在西方社会学界，环境因素一直难以进入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中心。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学的学术重镇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但受到经典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始终未能进入社会学的核心论域。20世纪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也未把生态环境因素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要素。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环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些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进行了反思。尤其是1978年，邓拉普与卡顿在《美国社会学家》上发表了题为《环境社会学：一种新范式》的论文，明确把忽视了环境因素的传统社会学理论定位为“人类例外范式”③，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环境范式”。新环境范式假设：“第一，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第二，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第三，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洪大用，2001：44） 为把环境因素带回社会学理论分析的中心，邓拉普等环境社会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逻辑。甚至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李普塞特和奈斯比特都对“生态限制”等问题不置可否，并撰文批判（洪大用，2001：46）。80年代，刚刚萌芽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遭遇了挫折，出现了萎缩。具体表现为：美国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分会的成员有所减少，研究经费减少，研究成果难以在主流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的环境社会学开始积蓄力量，希望在主流社会学界赢得一席之位。但时至今日，“新环境范式”并没有能够获得西方主流社会学界的接纳，仍然是一个小众学科，“人类例外范式”仍然主导着西方主流社会学家的思考。 第二，国内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及中国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学术定位。 1979年，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学科面临着恢复重建的局面。一方面，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以费孝通为会长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于1979年3月15日选举成立，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与热心社会学事业的老同志成为研究会的顾问。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还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几期社会学讲习班，由彼特·布劳、林南、伯格等外籍专家与费孝通、吴文藻等国内老一辈社会学家共同授课，培育了不少有志于社会学教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讲习班成员目前大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中坚力量。在高校社会学系（专业）专业建设和教材建设上，老一辈社会学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一批西方社会学教材和理论著作也被翻译过来，这些社会思潮对我国社会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刘云德译）和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学导论》（杨心恒等译）对年轻的中国社会学影响较大。（郑杭生、李迎生，1999：209-249）除了南开班邀请的一些西方主流社会学家外，恢复重建中的各个高校也邀请了诸多海外学者到中国讲授，传播他们的社会学思想。整体而言，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与海外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对重新启航的中国社会学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