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社会学之惑”的深层意蕴 社会学学生和从业者经常被问及“社会学是什么”或“社会学能做什么”，应答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往往一言难尽，也不易令问者释疑，这种现象，姑且称之为“社会学之惑”。其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与“家庭”、“组织”、“政府”等词语相比，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社会”一词常常带给人空泛虚幻之感：“社会”似乎无处不在，但难觅其踪；每个人都活在“社会”里，却难识其貌。因此，对关于“社会”之学的解释时常使人如堕云雾，便有情可原了。如果说社会学研究像赖特·米尔斯（2001）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它势必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密切相关，但“虚幻”的社会学如何与个人的体验相关联呢？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曾言，回答“社会学是什么”或定义社会学有三个路径：一是历史的路径，即力求通过对经典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寻求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创始人说了什么”；二是经验的路径，即对现代的社会学著作加以研究，以期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三是分析的路径，即将某个较大论题加以划分、确定它们的范围，并将它们分别划归不同的学科，实际上是问“理性的指示是什么”（英克尔斯，1981：1-2）。不难看出，英克尔斯更多地是在学科或学科史的意义上界定社会学，究其本质，社会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象”或可供认识的“客体”。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这种定义“社会学”的方式仍未能褪去“空泛虚幻”的色彩。 在学科或学科史的意义上界定社会学，往往隐含一个知识论预设，即科学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二分：理性主义是理解外部世界和获得科学知识的不二门径，而日常生活则奉行另一套逻辑，以习俗、惯例、常识等为根据。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学，需秉持理性主义视野，客观且有逻辑地理解之。相较而言，中国传统的学思方式与此迥异，表现为学术与人生或治学与做人的统一，甚至学问本身就是做人的一部分。而“做人”不仅是道德上的律己宽人，还关涉对群己关系、家国命运、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态度和省思。这种运思方式的背后，实际上是物我圆融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非科学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二分。在这个意义上，欲理解“社会学是什么”，或许可以借鉴中国传统的学思方式，关心社会学家的研究与其人生和所处时代的关联；同时，理解者也需要将个人体验带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过程、生命历程乃至心态史之中，“将心比心”地理解“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研究。② 具体而言，本文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为例③，分析这一多达26次、时间跨度66年的社会调查所书写的学术心态史，以理解个人、学术与时代的深层关联。这里的“学术”主要是费孝通围绕“江村”开展的一系列实地研究以及相关研究；“心态”是类如费孝通（1994a/2009：244）本人所言的“一套想法、一套观念、一套意识”或“人的行为背后，决定行为的心理和意识状态”。江村调查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不仅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名著《江村经济》，而且其后续研究跨越了一个甲子有余的个人生命历程和时代变迁过程，在彰显“史”之意涵的同时也蕴藏了较多的反思借鉴意义。④ 本文试图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以费孝通为个案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个人如何立足于时代变迁理解和表达自身，二是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如何表达中国问题。当然，我们无意于也不可能就“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宏大问题给出某种答案；而主要是以此问题为引导理解费孝通，并以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为例深入理解此问题。我们将围绕“江村调查”所隐含的三条线索进行分析：一是费孝通目睹时局变迁对人生际遇和学术选择的思考；二是对时代问题的根源和化解之道的探索；三是寻找传统士人的“治平”精神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途径。同时，我们将这三条线索置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兼及费孝通不同著作之间以及不同时期的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回应时代变局：从思想争辩到社会研究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学术、心态与时代紧密相连，因而对费孝通“江村调查”之学术心态史的追溯，首先需要从这一研究的起点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思想变迁开始。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力东渐冲击了国人长期持续的宇宙观，开启了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双重变迁，并在思想界引发了关于古今中西的激烈讨论，尤以张之洞（2011）的“中体西用论”和严复（2006）的批评为代表。⑤这种讨论，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与思想界寻求社会与文化出路的智识努力，无论关于中西、体用的观点有何差异，都说明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已无法绕开西方而独自解决。因此，中西文化比较是理解西方和重新认识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和建构现代学术的历程也由此而铺展开来。 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出路存在诸多争论，“复古派”、“折中派”和“全盘西化派”大体涵盖了这一争论的主要立场（陈序经，2004）。复古派回应了中国文明和传统如何维系、人心何以安顿的问题；折中派延续了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和两种文化何以共处的问题；全盘西化派则较为激进地彰显了彻底的思想变革企图。宽泛地说，任何两种异文化在发生接触碰撞之时，在理论上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争论，或固守传统，或交汇融合，或舍己从他。但观念上的认识不同于事实上的了解；观念层面的“出路”也不等于现实层面的改变，否则也不会出现“娜拉出走之后”的难题了。在根本上，观念争论的困境在于，它主要集中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层面，而非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具体状态。所以，其结果或具有思想启发的意义，但也可能沦为空泛的议论，甚至演化成高度抽象的“意见”杂烩之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