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目前，我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社会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非凡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凸显（Storesletten & Zilibotti，2014）。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社会不平等的核心特征是收入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Yates，2012）。近30年来，我国公众的收入不平等整体上呈现出扩大趋势，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0.30左右上升至近年来的0.45以上（World Bank，2013）。据2012年度“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 2012）资料估计，2012年全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底端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尚不足所有家庭总收入的1%，而顶端5%的家庭的收入占了所有家庭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谢宇等，2013）；同时，我国财产不平等的严重程度更甚于收入不平等——我国的家庭财产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45上升至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Xie & Jin，2015）。CFPS 2012的调查结果还显示，贫富差距被我国公众视为最严重的民生问题（谢宇等，2013）。201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资料显示，在全国居民中有31%的人认为贫富分化问题是当前第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迫切程度高于其他民生问题。这些证据从现实层面和心理层面揭示了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和应对该问题的紧迫性。 作为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平等”的社会状态历来为多数社会成员所推崇。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平等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形式到实质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是国家权力保障下的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即侧重于形式平等；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则强调社会成员的资源享有平等，即侧重于实质平等（许庆雄，2002）。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必然存在，而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不平等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激励机制，极端平均主义所诱发的效率低下反而不利于扩大社会成员的福祉（Davis & Moore，1945）。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的存在是否具备正当性（皮凯蒂，2014）。但是，如果单从客观层面测量贫富差距的实然状态，我们始终无法得知，究竟何种程度的贫富差距才是“正当”的或“适度”的，贫富差距的应然状态需要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需要通过公众的态度得以体现（Wu，2009）。况且，和实际的收入分配状态相比，人们认识到的收入分配状态往往存在偏差（Malahy et al.，2009）。一些学者认为，能够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深刻影响的，不只是贫富差距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公众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认知情况和容忍程度（怀默霆，2009；谢宇，2010；李骏、吴晓刚，2012；Xie et al.，2012）。 在社会转型期，各社会群体的利益损益日渐明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社会政治态度也势必存在差异。鉴于我国自转型期以来社会分化加剧、公众对贫富差距问题高度关注，以及贫富差距感知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本文涉及的社会政治态度包括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我们致力于探讨以下问题：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特别是社会中产阶层是否扮演了“社会稳定器”的角色？第二，贫富差距感知如何影响人们对于政府和干部的态度？第三，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在贫富差距感知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治态度 以往研究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我国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贫富差距感知、政府评价）之间的关系时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怀默霆，2009；李春玲，2011；张翼，2008；Whyte & Im，2014）。怀默霆（Martin K.Whyte）的系列研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贫富差距感知之间的关系（怀默霆，2009；Whyte & Im，2014）。无论是利用CNSID（China National Survey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项目2004年数据还是2009年数据，其研究都未发现收入对于人们的贫富差距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但是，在分别针对两期数据的考察中，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对贫富差距有害性、不公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却存在差异，利用2004年数据得出的结果表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认为贫富差距是有害的和不公的，但通过分析2009年数据并未发现受教育程度对贫富差距有害性、不公性认识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其他数据进一步厘清受教育程度与贫富差距感知之间的联系。同时，怀默霆（2009）还分析了职业类型与贫富差距感知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农民虽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但农民的贫富差距感知却并不强烈，并借助弱势群体的“不知不觉”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火山”为什么没有爆发。尽管这种社会弱势群体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反而更低的现象与一些西方国家有着显著差别（Saunders & Wong，2013），不过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农民的社会价值观与城市居民有着显著差别（Im，2014），出现这样的结果似乎也在意料之中。怀默霆虽然比较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差异，却忽略了可视为中产阶层的各职业群体之间的态度比较，因此无法确切地展现我国公众贫富差距感知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