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莫不是作家紧握时代脉搏，根植于生活变迁，体察个体命运变化后的高度凝结与独到阐发的成果。若以此标准评介并定义由《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首发的方方新作《软埋》，无疑切中肯綮，绝无溢美之嫌。在历经了长时间的精心锻打与淬炼之后，《软埋》一如既往地承袭了方方作品中对于悲悯的人文情怀的坚守，以及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执着，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阴骘面的大胆开掘的鲜明特征，同时《软埋》也是方方继《污泥湖年谱》和《武昌城之后》的又一部回眸历史之作。 作为一部回望历史的作品，方方将目光移焦在土改运动这一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费孝通曾说过：“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②概而观之，在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氤氲和浸润下，“农业中国”已不啻于“乡土中国”的代名词，而土地，作为农业中国的根基与本源，其重要性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渐次被上升到了与农民的生命等量齐观的高度。作为与几亿农民几千年梦想息息相关的土改运动，其本应是文学创作的一块葳蕤丰饶的沃土，但事实却大相径庭。作为一个曾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被众多作家反复言说的题材，土改题材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却如同陈思和教授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当代文学史上没有表现土改题材的杰作”③始终在困扰学界。追本溯源，笔者认为无论是四五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的杰出代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抑或是七八十年代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以及尤凤伟涉及土改运动的一系列小说作品，前者拘囿于政治话语的束缚以及政策的规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叙事模式僵化与主题先行的弊端，而后者与其说是对于前者的反思毋宁说是对于前者的一次矫枉过正的极端化颠覆。进而导致了二者在书写这场运动的过程中，皆忽视了对于这场运动的亲历双方的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入体察和钩沉。方方在汲取了前两个阶段的土改小说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小人物叙述视角作为切入点，同时从“软埋”这一“生僻词”所蕴藉的多重寓意中开掘出在历史进程中个体记忆在铭记与遗忘之间的博弈，又对历史洪流裹挟下个体的多维面貌进行了客观呈示，同时对于人性内涵进行了深度开掘，最终为读者建构起一个迥异于传统土改小说叙事的全新模式。故而，笔者认为，《软埋》较之于前两个阶段的土改小说而言必将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因此，对其的深入探讨是有必要且有可能的。 一、“软埋”的多维向度：遗忘与铭记的博弈 “引起我写这部小说，首先是‘软埋’这两个字”，方方在接受《文学报》记者的采访时曾如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在实际生活中我接触到的更多人，往往选择的是：忘记过去，不要回想。尤其是有着惨痛历史的人们，更是不愿提及旧事。”④对于个体和民族的记忆，无论痛苦抑或是欢愉，都应该是被历史所铭记与直书的对象。但是文学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对历史的有选择性的重构与复现，这也正是为何无论古今中外，在时间与空间的恰切交汇点上，文学作品不约而同地可以打捞到被历史所遗漏的历史碎片的原因之所在。无论是巴尔扎克立志做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并以《人间喜剧》为法国社会立传从而完成了“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抑或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饱蘸心血所写就的“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烛照两位艺术大师前进方向的灯塔正是对于时代和民族那段不应被湮没并且也永远不会被泯灭的历史记忆的高度责任感。然而，新时期以降，伴随着迅猛的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在解构主义的波及下，文学作品对于历史记忆的严肃性的消解与颠覆甚嚣尘上，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则尤为之甚。及至当下，当娱乐写作和金钱至上理念充斥文坛的时候，文学作品对于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会出现神剧泛滥的景况了。方方对于这一现象的警惕良有以也，无论是在《乌泥湖年谱中》对于修建三峡大坝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经历的回望，抑或是在《武昌城》中对于“围城”与“攻城”战役那段惨烈历史的唤醒，无不昭示着方方“选择铭记，拒绝遗忘”的历史观。无独有偶，在《软埋》中，个体与社会对历史记忆铭记与遗忘的博弈又一次成为了方方的聚焦点。 作为小说的主题词，“软埋”既是助推小说叙事进程的引擎，同时也是承载作者历史观的“透视镜”。但是，当我们细读文本后，却会产生一种无奈的困惑：方方是否已经屈服于当下的市场趋势，也选择了用遗忘置换铭记?在小说中，丁子桃作为土改事件的亲历者，软埋对于她无疑有着特殊的含义。当全家人服毒自杀后，九死一生的丁子桃所选择的面对现实的方法却是擦拭掉记忆中与那场痛彻心扉的惨剧有关的一切信息，从胡黛云彻底化身为丁子桃，同时也彻底软埋了记忆；而吴家名作为丁子桃的丈夫，同样经历了土改运动后家破人亡的变故，如果说丁子桃是在潜意识中自我屏蔽了记忆，那么吴家名选择以“无家名”的谐音作为自己新生的开始，同时尘封了记录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的日记本，则无疑预示着他与过往历史的彻底决裂。而二人作为双方的唯一亲人，竟然终生恪守着各自的秘密，唯恐记忆的“潘多拉魔盒”被对方打开；作为川东土改的亲历者，年轻时的刘晋源曾与吴家名和丁子桃的双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吴青林从父亲尘封多年的日记中获悉刘晋源就是那位可能知晓父亲身份的刘政委时，刘晋源似乎将成为读者所期待的破解岁月密码的锁钥，然而迎接吴青林的却是刘晋源的葬礼，一切近在咫尺却又失之交臂；作为陆家的后人，当陆仲文时隔四十年后重回三知堂面对着旧时家园中的满目荒坟时，说出了“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会把这里当自己家乡，永远不会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乡”这三个永远。纵览全文，似乎真的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对于过去的历史与记忆，无论是遗忘还是记录，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都殊途同归，无一例外地被时间覆盖。”⑤也许如此锥心泣血的过往，铭记之于当事人与后来者似乎不啻于残忍，故而以遗忘阐释作品中一众人物的行为亦无可厚非。但是笔者通过对相关细节的串联与分析却找寻到了方方隐伏于诸多遗忘表象之下的“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态度——铭记可以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