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年轻的朋友两年前就推荐我读读凯文·凯利的《失控》,意思是像我这般年纪的人,又是搞文科的,翻看此书不仅能换换脑筋,而且一定会大有收获。那厚厚的一本,直到最近才有机会拿到手。由于书名的提示,使我小心翼翼,但是连续读了几章,心里坦然起来,尽管该书在展开过程中头绪颇多,但是没有什么让我失控的地方……几乎同时,我读到了吴亮的小说《朝霞》。似乎是一种喻示,感觉吴亮的小说倒像是一部失控之作,离散的小说结构,不加控制的议论,写的又是那个疯狂的年代。当然这里最关键的是作为读者,我的阅读预期无处落实而难以掌控。 我比较熟悉的十几位批评家,这几年似乎都有些着魔,目前有半数左右已经发表小说,剩下的也在写小说或正打算写小说,似乎当了半辈子美食家,突然想操刀作厨师了,以我狭隘的理解,以为当美食家比较自由,想品尝什么就品尝什么,想怎么品尝就怎么品尝,而厨师是受种种条件制约的,难为无米之炊。有人说错了,还是当厨师自由,想怎么煮就怎么煮,煎炒烹炸炖,一切随你。发明权创造权在厨师手里,美食家只有在一边指手画脚说东道西的权利。 现在那位叫吴亮的著名美食家当上厨师了,他烹饪的是怎样的一道菜品? 无论是为了圆年轻时候的一个梦,还是为了证明自己,或者就是觉得写小说好玩,既然是写小说,就要像一部小说,以表示自己也会那一套,但是吴亮的这部《朝霞》不像小说。故事不是在叙事中行进,而是在叙述、议论和回忆中不断地转换和闪回,换成电影的说法就是没有长镜头,甚至淡入淡出都不用,只有转场和切换,转换和切换也不是有规律的,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或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不!作者基本不顾这些,我行我素,那意思是,你们尽管读下去,我的每一段叙述都是寓意丰满的,每一处议论都是精彩的,每一处跳跃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性,真是霸道得可以。 我想如果和作者辩论,什么是小说或像小说,一定会败北,以吴亮的雄辩和机敏,你找不到说服他的机会。这里有故事,有人物,有虚构,有叙事,有描写,小说的所有要素都不缺,怎么就不是小说?如果说不像小说,那么像什么样的小说或像谁的小说才算是小说?再说为何要像别人的小说?像吴亮自己的小说就行呗,反小说的小说。 一、运动 小说取名《朝霞》,是一种隐喻,也是某种背景提示。与作者同时代前后的人,如果又爱好一点文艺的都知道,“文革”期间上海有一本特殊的文艺刊物就叫《朝霞》。那时节全国的许多种文艺杂志,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统统停办,某种意义上《朝霞》是“一枝独秀”,当然,小说中只字未提这本刊物,但是小说中那群年轻人多少会受其影响,当那种影响随风飘逝,留下的绝不是真空,很难说这种影响在某种契机下,改变着少年吴亮等的人生轨迹。今天在百度上录入《朝霞》,其名目下首先闪现的是吴亮的小说(在一大堆有关的介绍中,我瞩目于年轻人“自我教育主题”的说法),其次是尼采的著作。而那本叫《朝霞》的期刊了无踪影,历史难道正是如此地无情,把一切处理成真空? 《朝霞》写的就是那个可能成为真空的年代,或者说在政治上已经被彻底否定的年代,那场声势浩大而又难以收场的运动,在人事代谢之际,突然就划上了句号。对于有些人来说,那场运动是鲜花铺成的歧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一开始就是深渊没有鲜花。这些都能成为文学的主题,并涂上了或浪漫或悲壮或激昂或凄惨的色彩。然而,在吴亮笔下,既无浪漫亦无悲壮,那段生活近乎灰色,不是北京雾霾的那种灰,是无害的灰黯,不够靓丽的灰黯,正好对应那一群似乎被文学遗忘的人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联想到和小说人物大致同龄的另一群体——知青,这后一人群在文学作品中着实是喧嚣过好一阵子,这就是风生水起的知青文学,许多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如史铁生、王安忆、张抗抗等当初就是从写知青文学起步的。而吴亮笔下的人物如混工伤的阿诺,泡病假的纤纤,社会青年翁柏寒,逃避艰苦生活的马利克等,这类形象以前很少有资格在文学中露面,眼下居然统统聚集在一起。并且第一个出场的邦斯舅舅是一个被发配青海的右派,问题来了,一个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的右派,怎么就混进了文学作品,还纵贯全书?日常生活中的右派可以没有深刻思想,但在文学作品中,如果没有深刻思想和洞见,为何要让他当右派,而且还是被劳改和流放的?我只能说是反小说的写法,使作者将文学中的右派写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右派。 说到《朝霞》的社会学意义,我难免会检视自己的“文革”生活,此前在不假思索的回忆中,文革的年代等同于喧嚣非凡的年代,同时也是上山下乡的年代,那轰轰烈烈的印象一直难以抹去,自然,这里免不了有文学色彩,即自己对知青文学的熟习和参与,致使那些文学作品描写的文革也成为我记忆难忘的一部分,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我以为风雷激荡和大悲大喜是那段生活的主要基调。其实这只是“文革”和农村十年生活的两头,中间那段平庸卑微的生活,因其色彩黯淡,基本已经淡忘了,然而《朝霞》呈现的那个年代,和我淡忘的年代平行,似乎同样黯淡平静。游行、口号、大字报,批斗和群情激昂的景象不再,一切像退潮一般远去,只将不堪的痕迹留在杂乱的海滩上。无风的大海只有微波,高潮过后的上海也有了片刻的宁静,搜索我的记忆深处,那种平静只有在七十年代初,我偶尔回上海探亲时才有觉察,马路上弄堂里,显得冷清,大革命高潮后的日常生活是那样的疲软和波澜不惊,以致使我不适应,有无所适从之感。“文革”像一个激烈的气旋,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而转移,气旋转到了广袤的山野乡村,在那里卷起了新一阵喧哗与骚动,却将短暂的安宁留给了往日喧闹的都市,而这正是吴亮小说开始的年代,那些被社会大潮推开的边缘人群和后生小子汇拢,有一种别样的局面。许多写“文革”的小说和回忆录似乎都遗漏了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