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成长为新文学作家，是诸多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青年》编辑的约稿对鲁迅成为新文学作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在《新青年》编辑的再三劝说下，鲁迅才改变了既有的人生态度，开始新文学创作，由此走上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历程。 清末民初，上海作为得风气之先的现代都市，既创办了大量的文学期刊，也孕育了大批的作家。一方面，谴责小说流风犹存，谴责小说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势头依然不减当年，像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言情小说异军突起，深得诸多文学期刊的青睐，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备受瞩目，像徐枕亚创作的《玉梨魂》便是如此。在此情形下，作为一个期刊的编辑，如果根据社会流行的标准来约稿，那自然应该是先向那些成名的小说家约稿。《新青年》的编辑则不然，他们对那些流行的小说不以为然，甚至还多有非议，而对像鲁迅那样还没有创作出新文学作品的“未来作家”，却再三约稿。 当《新青年》编辑开始向鲁迅约稿时，他们对鲁迅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也许没有清晰的把握。鲁迅固然具有创造新文学作品的潜力，但这一潜力如果没有一定的外部条件，也不见得会自动地汇聚到新文学的洪流中来。因此，鲁迅在创造出新文学作品之前，《新青年》编辑的约稿，便成为其现代小说“破茧成蝶”的重要外部条件。而《新青年》编辑之所以会再三向鲁迅约稿，就在于期刊从文化启蒙的理念出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自然来稿，这种情形使得期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对那些还没有创作实绩、甚至还没有创作出新文学作品的潜在作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们既有的印象中，鲁迅开始创作新文学作品主要得力于钱玄同的约稿。这种情形在其《呐喊·自序》中有着明晰的交代。鲁迅把现实中的“钱玄同”称之为“金心异”①。人们据此就把约稿的最大功劳归结于钱玄同。其实，鲁迅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章中对谁来约稿有不同表述。在1922年12月3日写就的《呐喊·自序》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他就突出了钱玄同的约稿对于其走上现代小说创作之路的特别作用。到了1929年，鲁迅与钱玄同渐行渐远，他们之间的战友关系不复存在。以至于到了1932年11月27日，鲁迅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任该校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竟然表现出了决绝的态度：“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②鲁迅对钱玄同的这一说辞，自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关系的裂变便会对鲁迅的记忆和文字表达产生一定影响，再加上有关钱玄同的约稿已经在十多年前有所表述，而鲁迅对陈独秀的约稿则没有表述过，因此，鲁迅在后来特别突出陈独秀的约稿对于其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 从《新青年》编辑部来看，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曾经主导过许多约稿，像对胡适的约稿便是陈独秀主导的。胡适翻译出《决斗》这篇小说后，之所以投给《新青年》，是与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代表《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约稿分不开的。那么，陈独秀向鲁迅约稿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的呢?鲁迅在1933年3月5日的文章中就这样回忆道：“《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③鲁迅在此把“最着力”这一修饰语送给陈独秀，那岂不是遮蔽了钱玄同约稿的作用了吗?其实，陈独秀催促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时间上多集中在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刊发之后，是着眼于其小说《呐喊》《彷徨》的多数小说而言的，并非是“旗开得胜”之作。实际上，陈独秀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才对其小说创作“一回一回的来催”。如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8月22日，他又在致周作人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9月28日，他又承续着鲁迅小说创作的话题，强调指出了“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④这说明，陈独秀约稿的“最着力”是从鲁迅的整个小说创作着眼的。至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还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主导了向鲁迅约稿这一事情。 钱玄同作为向鲁迅约稿的主导者，他所编辑的稿件本来没有固定的栏目。严格说来，《新青年》这一刊物与文学刊物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新青年》是一个高扬启蒙精神的文化刊物，其中涉及的内容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还有宗教的，文学的内容除了翻译过来的小说有一席之地，那种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倒不占据核心地位。至于我们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把“五四”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剥离出来，凸显了《新青年》的“文学色彩”，那只是与我们囿于专业知识结构而来的偏狭解读有关。所以，《新青年》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学启蒙刊物。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钱玄同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抱有期待。钱玄同所期盼的是鲁迅能够创作出毁坏这“铁屋子”的檄文，至于短篇小说等文体也许没有在其考虑之中。这说明，钱玄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并不是具有清晰的文体意识的栏目编辑。由此推断，钱玄同向鲁迅约稿，仅仅缘于他对鲁迅的独立思想有所认同，而不一定就是期望鲁迅创作出什么“新小说”。因此，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钱玄同的积极催促固然促成了它的问世，但还谈不上钱玄同直接参与了这一短篇小说的建构。客观情形是，鲁迅创作出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政论性的，这恰与鲁迅作为小说家的历练、作为西方小说翻译家的体验及其对国民性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