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时李向东、王增如写的《丁玲传》出版后很受好评，①此前有关丁玲的传记也已经出版过数本，②这说明丁玲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非常值得一写的文学家。不过我发现在所有关于丁玲的书里，几乎都忽视了丁玲与郑振铎的关系。但那是不应该忽略的，以下据我所知作一些考索。 一、郑振铎做过丁玲的老师 1922年秋，上海大学成立。该校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干部的学校。邓中夏任校务长，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我曾查阅过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交给组织的自传(未刊)，其中自述他当年也曾在上海大学任教。有关他的传记(包括我写的)也写到他曾是该校教员。但曾有研究者非常自信地说这一说法不可信，理由是他在上海大学的有关教师名录中没有见到郑振铎的名字。其实他也不想想，他看到的名录是不是当年的原始文献?也不想想，当年上海大学的档案是不是都保存了下来?至少，当年上海大学学生孔另境就可作证。孔另境在1949年6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旧事重提——怀念革命的摇篮上海大学》，就明确地说：“担任上海大学校长名义的是于右任，而实际主持校务的是代校长邵力子，许多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和革命政党的领导者都是该校的教师，著名的如瞿秋白、恽代英、施复亮、陈望道、茅盾、郑振铎、刘大白、沈泽民、杨贤江等。”孔另境在其他地方也曾提到过郑振铎是上海大学的老师。 丁玲是1923年7月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丁玲当然也听过郑振铎的课，也是郑振铎的学生。只是有点令人纳闷的是，丁玲写到过她在上海大学的老师，连俞平伯也提到了，但好像从来没有提到过老师中有郑振铎。但孔另境正是她的同班同学，因此，郑振铎与瞿秋白、茅盾一样，做过丁玲的老师，是可以确认的。 二、郑振铎也是丁玲的伯乐 众所周知，丁玲最初登上中国文坛，是得到前辈叶圣陶有力扶助的。那早已成为中国近代文坛的一大佳话。那是发生在郑振铎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被逼出国避难，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请好友叶圣陶代理主编期间的事。而郑振铎1928年6月8日回国，9月3日恢复主编《小说月报》，就继续大力扶助丁玲，所发表的丁玲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叶圣陶所发表丁玲作品的数量。丁玲好像也从来没说过这一点，现在的人们因此就几乎都不知道了。 但事实是摆在那里的。 1928年12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十二期上发表丁玲的短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929年3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三期上发表丁玲的短篇小说《他走后》(同期还发表胡也频的短篇小说《在一个晚上》)。 1930年1月至5月，郑振铎从《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一期起，连续五期发表丁玲创作的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恋爱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韦护》。而瞿秋白正是郑振铎五四时期最早结识的好友，瞿秋白的故事也正是郑振铎最熟悉的。 1930年6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六期上发表丁玲的短篇小说《年前的一天》。 1930年9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九期上发表丁玲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 1930年11月和12月，郑振铎又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十一和十二期上连载丁玲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 尤可注意的是，1930年《小说月报》十二期中，竟有九期都发表了丁玲的作品!而《小说月报》是当时中国几乎可称唯一的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如此推荐的力度和密度，实属罕见。因此，以往研究者在论述丁玲登上中国文坛时只提叶圣陶一人为伯乐，是欠全面、不公正的。 1929年1月，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等人主编的《红黑》月刊创刊。此前，为创办该刊，胡也频与沈从文曾专程拜访郑振铎，请求帮助和指导。丁玲还特意请郑振铎在静安寺华安公司楼上吃饭，由她和胡也频热情招待。2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二期上发表胡也频的短篇小说《少年孟德的失眠》，并在《小说月报》上介绍了《红黑》月刊。5月7日，胡也频写完小说《到莫斯科去》，即送给郑振铎看，说明自己转变写作风格的意愿，并希望能发表于《小说月报》。郑振铎阅后，肯定了他的作风确实改变了，但向他委婉说明，为了不让《小说月报》被反动派禁止，这样色彩强烈的作品是不宜发表的。胡也频同意了郑振铎的意见。后胡也频以“白丁”笔名，改题为《到M城去》，发表于自己主编的《红黑》月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郑振铎虽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加入，但他仍然不失为一名资深、勇敢的左翼文化战士。他与丁玲、胡也频这样的左联作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感情与联系。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反动当局逮捕，郑振铎闻讯后极为焦虑，隔一天即急忙托沈从文带200元钱给丁玲，并带去他与陈望道署名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设法营救胡也频。丁玲晚年还充满感激地说：“我回湖南是我向郑振铎预支稿费二百元。后来我没有用稿子还债，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欠债。”③其实，丁玲不久就在郑振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稿子(见本文下述)，她说“我没有用稿子还债”，我想应该是后来郑振铎对丁玲稿费照发，没有扣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