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7)01-0040-05 DOI:10.3969/i.issn.1674-2338.2017.01.005 胡适之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着两条路：“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在这种“向来的文学史”的阐释策略之下，古代文学留给我们的似乎就只有文言雅驯、晦涩难懂的单一印象。但胡适通过梳理从汉乐府、唐诗到明清小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却给出了另一条路，就是白话文学的路。这里首先需要做点区分，就是胡适对俗话白话的提倡，一方面主张文言合一，有重视方言方音的意思，另一方面，从他借鉴的白话文范本来看，他的白话主张还是指向相对统一的书面语而非各地的方音。《白话文学史》即从史的角度描述了白话文在各个时代的发展，这本著作里所指的白话文，相比于俗话白话，或者说以明清小说为范本的白话小说，许多内容更呈现出文人性——当他把唐朝的许多诗人诗作都容纳到白话文学史的范畴之内加以考察，显然使白话文的概念超越了“民间”的范围，而包涵了文言以外的文人白话。本文所指的本土白话，除了以各地口语为基础的俗语白话，也还包括这种文人白话。 问题在于，既然中国一直有白话文学这一脉传统，那么为什么还有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白话文学的大旗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欧化白话了。应该说，从晚清至五四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两种白话。一种是明清小说以来愈来愈成为主流的白话。但这种白话始终停留在工具层面，只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方便的载体而已，也缺乏和文言相抗衡的“雅”文化力量；真正取代文言成为知识分子表达利器的，是出现于五四以后的欧化白话。不少学者认为，最终使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的，并不是泛泛的、我手写我口、完全来自民间的方言白话，其关键是一种异质语言的加入也即欧化白话的出现。陈引驰曾引王小波的话提出，“现代文学语言最好的锤炼和成形，是在那些翻译家尤其是如穆旦、王道乾等诗人翻译家的手里实现的”[1]；陈思和也认为，“恰恰不是晚清以来的白话文，恰恰不是从《红楼梦》《水浒传》开始的那种传统白话文学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而是来自欧洲的翻译语言，就是我们一直诟病的欧化的白话，这种语言进来，成为我们新文学的主流语言，才是一种具有美感的、能更准确描述现代人审美心理的语言。”[2] 欧化白话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但欧化白话带来的困扰却也在整个现代文学里如影随形。朱晓江在《语言与思想：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受抑及转向》一文中即梳理了这两种白话并指出其带来的问题，认为“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内在地包含了调和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立场的思想努力。……由此奠定中国俗文学在新文学建设中的典范意义。……欧化白话文虽然在新文化阵营内部解决了语言与思想的分裂问题，却再一次使书面语与大众的文化现状拉开距离，并使胡适的文化理想，湮没不明”。[3] 落实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实绩，我们或可以粗略勾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就是：本土白话继续在大众文化诸如小报、杂志、通俗文学作品中扮演主角，自然也在缓慢而不露声色地吸收新白话的实绩；知识分子、新派作家则放弃文言而选择了欧化白话(像胡适之说的那样彻底地使用引车卖浆者流都能说能懂的白话的现代作家，其实为数极少)，自然也在不断寻求更好的表达以及和汉语传统的融洽。然它们虽非泾渭分明，仍有着本质的区别。欧化白话代表的是一种现代西方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一种从启蒙时代以来新的思维方式，它改变了中国传统语言含糊、笼统、抒情(这是传统中国人对待天地和自我关系的方式)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人融入世界新秩序、新潮流的努力。 也正因此，这种白话其实是对中国人完全异质的，它挑战了大多数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也招致了激烈的诟病，这一直要在欧化白话不停地调整自身趋于完善、同时接受这种白话训练的新一代中国人长大起来，才慢慢趋于平缓；而本土白话和欧化白话的战斗却远未停止，并随着中国在百年来时代和政治的剧烈变动而此消彼长。 本文主要聚焦40年代沦陷期上海写作的语言选择。这是个特殊时期。沦陷伊始，大部分新文学作家离开上海，五大书店被封，孤岛时期有着明显抗日言论的报刊杂志被禁，能相对平稳度过沦陷的腥风血雨的，主要是一些所谓“旧派”或“鸳鸯蝴蝶派”作家编辑的杂志，其中最著名的(发行量最大)可推《小说月报》《万象》《大众》《紫罗兰》。由于沦陷时期的书籍出版异常凋零，所以，我们试图从这四份代表性杂志一窥沦陷上海语言使用的概貌。 首先可感到的一个突出共性是，由于主编(大多为旧派作家)的身份以及杂志的商业化定位，使得它们的面貌一开始都出现了从欧化白话到本土白话的倾斜。不过，这是我们从五四以来视新文学为主流所感到的一种情态，换个角度，从这些作家本身来讲，他们其实是努力打通新旧文艺、弥合欧化与本土白话之间的巨大鸿沟。如范烟桥《论〈三言〉》，就明确肯定了“域外的短篇小说”“单就它的采取人生的精彩片段，而用极浅近极铺张极有起伏呼应的写法，已可承认是有所贡献于中国文学了”[4]。顾明道在1944年《大众》20期也赞扬“今日顾冷观之小说月报，融新旧文艺于一炉”。而1942年的《申报》，也专文批评“在中国，文艺向有新旧之分，这实在是一个极古怪的现象，也是一个极恶劣的现象”，而赞许“在这本《大众》里面，新旧两派，可谓已经打成一片……新旧作家，聚首一堂；庄谐杂陈，雅俗共赏”①。这个说法稍显笼统，聚焦到语言方面，即是二者互相融合，并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跟唐至明清以来的文人型白话不同的新的白话文学，这也就如《申报》所期许的：“我们只希望他们互相研讨，创出伟大的作品来。”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