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12-0122-14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如何梳理“白话文”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以往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多从胡适白话文主张讲起，旋转入鲁迅《狂人日记》，并以之为白话文主张提出以后的创作实绩，从而将“白话文”与“新文学”作一体化处理。①这一脉络颇为粗疏：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以语言为文明推介的工具，侧重中国明清以来俗文学的典范意义，与鲁迅《狂人日记》的象征性写作及欧化语言差别甚大，这中间的转折、关联，学界向来论说不清。本文着重描述1916-1919年间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与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以及基于这种分歧而引发的“白话文”概念的内涵变化。借此，笔者试图清理原先颇为含混的“白话文”概念，并勾勒20世纪初中国文学革命由白话文到新文学之间一个短暂而复杂的进程。 一、从思想迈向语言：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与俗文学的典范意义 关于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笔者曾在《“新文学”内部的歧见：对“新文明”的不同想象——以梁启超、胡适、周氏兄弟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有所讨论。其核心的意思有二：一是从梁启超到胡适，中国启蒙文学的核心关怀在于“新民”，其思想逻辑，则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国“新文明”建设的范型来改造中国国民的素质，进而实现社会“救亡”的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胡适对晚清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批评，其落脚点并不在于古文的思想，而在于译介思想的古文字“难懂难学”。从思想的角度看，胡适对严复与林纾的工作评价极高，分别推许为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与文学的“第一人”；他们的失败只是在于语言，“不可猝解”的古文使他们所推介的新思想不能充分地传达到“最大多数人”。这里一个内在的逻辑是，为了纠正晚清启蒙思想家难以将他们所宣扬的“新文明”落实到“最大多数人”的弊端，胡适才将他的眼光，由思想本身，转移到了作为工具的语言之上，并把它当作文明转易的突破口。②这是胡适提倡白话的很重要的思想动因，既是梁启超“新民”理念的延续，也是“新民”工程在实现途径上的转易，即将关注点由“新民”的思想内容转移到了作为工具的语言之上。 由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它内在地包含了调和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立场的思想努力。一方面，胡适对于白话的推崇，以其思想上的西化为前提，即承续晚清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的精神流脉，以西方文明为中国新文明建设的理想范型；另一方面，在推介新思想的过程中，胡适不但有意识地在语言的层面摒弃严复、林纾所使用的古文载体，而且还将梁启超的“新民体”文字更进一步以“白话”的样态推向大众的层面。这一立场的背后，既隐含了他对中国明清以来俗文学的喜好，同时也折射出他本人试图通过白话文(言文合一)的提倡来破解晚清启蒙困局的思想努力。 胡适对白话的推崇，一方面基于他自己早期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他到上海求学以后受到晚清启蒙思潮的影响。根据胡适自述，早在1904年春到上海求学之前，在家乡安徽，他就已经阅读了数量颇丰的白话小说。这些作品的阅读不但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③，从而坚定地认为，“做白话并不是难事”④，更重要的还在他与白话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个人兴趣的情感纽带，甚至价值偏向。有如此早期阅读的基础，胡适在价值与情感上都不认同中国俗文学的粗鄙性。 这样的情感倾向与认同选择，不但使他在梁启超与严复之间更认可梁对他的影响，⑤而且也还使他踏出了超越于梁启超的重要一步，就是用明清俗文学的形式来推介西方的新知。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胡适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工作是主持《竞业旬报》的编撰工作，并为之撰写了大量的白话论说文字，以及白话小说《真如岛》。在晚清启蒙运动中，白话的使用与推广已经被一部分知识者所注意，其内容“以破除迷信，劝戒鸦片，劝戒妇女缠足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劝善惩恶的道德文字和一些介绍新知的作品”。⑥在接受了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影响以后，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白话文字，显然已经超越了“劝善”的层面而进入到“介绍新知”的行列。这些文章，像《地理学》《说雨》《敬告中国的女子》等，在思想主题上，都呈现出以西方科学的知识、观念重新清理中国传统伦理、知识的特点，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但与此同时，胡适没有追随严复们的步伐，以文言或梁启超“新民体”式的文字来介绍新的思想与文明，而采用了明清俗文学的语言形态，其行文中多有传统说书形式的遗留。 这样的语言实验当然仍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思想鼓荡之内，看中的还只是白话在思想启蒙过程中的便捷性，而无意，或者说，其重心并不在挑战文言的正统与主导地位。⑦但对胡适来说，这样的创作已经呈示出他以俗文学为工具介绍西方新知的思想进路。到1915年夏天以后，当他将此思想进路提升到以白话代文言，即要求将白话推广到全部的文教领域之内，在包括知识分子自身之间的通信与写作中也都一概使用白话而摒弃文言时，他就正式地将白话推到了文言的对立面，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这种紧张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胡适关于白话的论述，在思想上以西方的价值规范为内在支撑，因而必然地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与代表中国传统价值规范的文言发生冲突，引发白话与文言之间在思想上的新旧之争；另一方面又因为白话自身在中国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低俗性地位，他关于白话的诸种主张，也与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积习相抵触，因而即便在当时新式知识分子内部，也受到了极大的反弹。前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尖锐对立提供了基础，而后者，则更早一步地使他在留学生阵营内，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孤立的境地后来被胡适本人反复言说，其中的往来辩驳，也被他看作是将讨论由“白话文”突入到“白话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后来被他称作是“逼上梁山”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