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听觉经验、声音文化的讨论和研究，近年来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也引出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我自己最近十来年在研究视觉图像、视觉文化的过程中，就深感视觉和听觉其实不可能截然分开来谈，它们之间有很多互动。很多视觉上的艺术作品之所以有感染力，之所以在时过境迁以后还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冲击力，实际上经常和它们所唤起的听觉经验、听觉想象有关。很多有力量的绘画作品恰好是在极力地表现听觉经验，比如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极有名的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毕加索1937年完成的这幅大型油画，描写的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对格尔尼卡这个村庄的轰炸，它用独特的现代主义的视觉语言，来展示战争带来的音响暴力，以及受难的人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惨叫呼喊、感官世界支零破碎的场面。在现代中国艺术史上，版画家李桦1935年创作的《怒吼吧，中国!》，也是一幅关于声音的经典作品。这幅尺幅很小的木刻作品，有着巨大的历史容量，涉及发出声音、听到呼喊、观看与聆听之间主体经验及位置的转换，以及民族身份的获得和表达等一系列问题。我曾经对这幅作品做过解读，认为其是20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所产生的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们在讨论听觉、声音的时候，自然应该注意到这里涉及的其实是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是听觉和听力，是一种感官或者说感觉方式。跟所有的感官经验一样，听觉也有历史性，有其自身的发展史，因为我们能听到什么和不能听到什么，有一个训练过程，是一种文化能力。因此我在讨论一批与声音有关的现代诗歌时，曾提出过我们应该对“听觉的现代史”进行梳理。①另一方面则是发出声音(例如说呐喊呼吁、歌唱表演)和制造音响(从音乐到各种现代音响技术，包括建筑设计)，这些行为或者说效果可以说属于表达自我、艺术创造的范畴，形成的是声音文化或者说音响文化，自然也有其历史演变的过程。 声音文化也意味着赋予我们能听到的各类声音以意义，因此其与听觉经验之间是互动的关系，相互定义，相互影响。在我们日常的经验层面上，听到声音与发出声音往往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机过程，一个从接受到表达、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让我们获得一种直接表达自我、抒发感情的快感或者说满足，比如我们在听到自己喜爱或熟悉的歌声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吟唱。把这样一种个体的经验上升为集体性的、参与式的抒情方式，通过率真的声音文化来组织富有激情的生活，塑造积极能动的主体，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延安的听觉经验和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 听觉与视觉 在当时就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听觉经验和声音文化的发展有一些特定的条件。首先，延安是一个视觉文化相对贫乏的环境。那里空间开阔，土地贫瘠荒凉，远远不像当时的上海或者其他城市空间那样，充满了声光色影的刺激。关于现代都市空间带来的感官刺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描写，应该说是茅盾1931年创作的《子夜》的开篇。刺眼的霓虹灯，迎面驶来的轰隆隆的电车，还有满街几乎半裸的妖艳少妇，一上来就把乡下来的吴老太爷搞得耳鸣目眩，“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②然后就呜呼哀哉，上演了一幕甫出场就去世的荒诞剧。几年之后，袁牧之导演的音乐喜剧《都市风光》，也是在影片的开头，用一系列纪录片风格的镜头，纵横交错地呈现出上海纷繁的现代景观，几乎是完整地把吴老太爷目不暇接的感觉用电影语言演绎了一遍。 而当时的延安，连电灯都没有。1938年8月初，时年32岁的作家陈学昭以记者身份辗转到了延安，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延安已在望，延安的城墙蜿蜒地从山巅拖下来，临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延水。近城门了，城门外的两边墙上的字，清楚地映入眼底，生动而有力。”③这里的视线清爽而空阔，可以说是尽收眼底式的，而不像在都市空间里那样，往往被高楼和各类招牌所堵塞、切断。在延安生活了将近一年之后，陈学昭有了这样的认识：“这个地方的一切比较单纯，交通比较不便，没有黑暗来给你诅咒，也没有红灯绿帷堕落的场所来刺激，这不是一个诗的环境，这是一个叫你‘生活着’的环境。”④她这里所说的“诗”，既是波德莱尔式的对都市“恶之花”的发现和拥抱，也是广义的以直接经验来取代现实整体的现代主义审美趣味。 说延安的视觉文化相对贫乏，当然是对于现代都市空间而言。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著名的关于大都市文化和人们的心理状态的论文里，就强调了视觉经验在都市生活里的重要性。大都市里人际之间的交往，日常生活的安排，社会关系的建立，往往都以视觉经验和视觉知识为基础，比如说各类路标招牌，以及对服饰穿着这一符号系统的注重依赖等等。齐美尔曾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钟表时间在都市经验里的重要性。在20世纪初的柏林，城市的运作和人际交往，比如火车的到站和出发，都按照挂在墙上的钟表所指示的时间，或是人们佩戴的手表或怀表来进行，标志公共时间的不是汽笛的轰鸣，更不是传统的教堂的钟声。 可以说在现代都市空间里，视觉的主导性远远大于听觉，而打破现代都市的日常秩序的途径之一，恰好是制造新的、巨大的声音，在听觉上给人以不可回避的冲击，引起兴奋，造成恐慌。茅盾在长篇小说《虹》的结尾，描写了1925年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游行，驱动整个场景，同时也让主人公梅行素热血沸腾的，正是汇聚起来的人群愤怒的呐喊：“悲壮的呼啸，夹着热烈的掌声，像怒涛一般卷来，直要震坍那些冲霄的高楼”。⑤几年之后，一场纪念“五卅”惨案的抗议游行，出现在丁玲1930年创作的《一九三○年春上海》第二部分的结尾处。男主人公望微在马路旁等待游行开始时，感到压抑不住的兴奋，“仿佛看到将起的汹涌的波涛，排山倒海地倾来”。“整正九点钟的时候，在马路那边，蓦的噼噼啪啪响起巨大的爆竹声，只听见各种的口号便如雷的响应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