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1985年被看成是新潮滚滚的一年。这一年前后，在“寻根文学”蓬勃兴起的同时，刘索拉、徐星、残雪、马原、洪峰、扎西达娃等一批青年作家集中亮相，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承接着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作家现代派技法的尝试，一方面又从精神世界努力地走向现代主义。正如吴亮对他们的描述：“他们触及了新的精神层次、提供了新的经验，展示了新的叙述形式”，“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以它的非凡实迹中断了我的理论梦想，它向我预告了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地到来，而所有关在屋子里的理论玄想都将经受它的冲击”①。它意味着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别样的局面。然而，同样在这一年前后，三部如今已被遗忘的短篇小说及其引发的争论却提示着我们，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下，人们对“文学新潮”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却忽略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是中断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使变革时期主要的时代矛盾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面对发生于80年代农村的经济、文化变革，文学史可能会谈到何士光的《乡场上》，谈到从来直不起腰来的冯幺爸如何在土地承包和市场开放之后挺直了腰杆；也可能讲到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和武耕新的“壮骨法”；或者是贾平凹的《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那些普通人在社会环境变换之中观念的冲突与变化。这些作品反映着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益处，反映着改革时代的步伐，但在这整齐划一的颂歌和凯歌中，有一个疑问是应该存在的：在那个年代，社会是否存在更尖锐、更复杂、关乎历史恩怨与现实权益的矛盾?作家们是否因此而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困惑? 1985年，吴雪恼的《主人》②和王洲贵的《水与火的交融》③分别发表于《鸭绿江》和《朔方》；1986年，马本昌的《不平静的柳河渡》④发表于《青年作家》。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社会切实存在的题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原本被剥夺了种种权利的地主分子及其后代获得了经济、政治上的“翻身”，这种社会生活秩序的变动甚至是社会角色的互换，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在人们内心引起了怎样的波动。 《主人》中，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巴咸天蒙蒙亮就爬起来，整理好犁轭、牛缆，打算按照合同去别人的责任田里干活了。可是“冤家路窄”，雇他干活的恰恰是自己的祖辈、父辈都为之打过工的地主花提的长孙长甲。而这个长甲，偏偏又曾在他手里犯下了“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被送去劳改过五年。原来的领导者与专政对象，如今成了雇工与雇主，生活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人们将怎样面对?在王洲贵的小说《水与火的交融》里，第一句就是：“我真的要到地主家里去当雇工吗?”发问的是原“贫协”组长王登强。王登强十七岁就给地主陈有德扛长工，后来世事大变，陈有德被打翻在地，成了专政对象，可没想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政策又变了，“地主分子全摘了帽子，成了社员、公民，和贫下中农一样了”。现如今，要从乡政府领救济款的王登强突然被陈有德的儿子陈自强邀请到自家奶牛场“工作”，去还是不去?《不平静的柳河渡》叙述的故事开始于1948年的秋天，保长秦万贵被判死刑。就在即将枪决的那一刻，他的小老婆抱着一个婴儿喊道：“当家的，给娃儿起个名再走……”秦万贵咬牙切齿地冲女人说：“勾践，这小子就叫勾践!”时光一晃就到了1985年，万元户秦勾践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去县委招待所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久，他不但迎娶了当年枪毙他爹的村长石二爷的弟媳，而且决定竞选村长。那么，一个是从前伪保长的儿子，如今的专业户万元户秦勾践，一个是老村长石二爷的侄子，如今的泥瓦匠石虎——“你说，选谁个呢?” 三部小说几乎秉持着相同的叙述逻辑与情节走向。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使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权力秩序发生了变化的话，他们的“前世恩怨”则使矛盾在所难免。 无一例外，阶级出身依然是这些小说展开故事的前提。巴咸承认，“自己家跟长甲家，确也很有一番阶级的仇恨在，虽然对方的祖辈父辈还没有把自己的祖辈父辈逼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地步，但血汗确实让他们榨干了，据阿普(爷爷)和阿爸的追忆，花提那家人对待长工短工的确下得狠心的”。陈有德也是一个厉害地主，懂农活，还亲自劳动，把长工们使得团团转。王登强记忆里，有次顶撞了陈有德，结结实实挨了两个耳光，还要磕头认罪。当然，这种阶级的仇恨也不是单方面的。土改之后，无论花提、长甲还是陈有德都成了专政对象。长甲油滑，不修人造平原，搞起地下包工队，因为“一个个发了大财，惹得全大队人眼红不已，影响极为恶劣”，于是巴咸“趁着那一股风把他卷进了班房”，一判就是五年。王登强坚信已经接受改造的陈有德“人还在，心不死”，不但时时监视，认定生产队病死的耕牛是因为陈有德投毒，而且向组织建议把他调到淘粪组，又脏又累也不可能搞什么破坏。秦勾践就更不必说，与石二爷有杀父之仇，又眼看着母亲被民兵连长侮辱之后吊死在屋檐下。由此可以看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阶级矛盾在具体的政治斗争里被以一种个体的、私人恩怨的方式不断激化、积累，在一个阶级的政治诉求中，相当比例地裹挟着“趋势”“眼红”等公报私仇的极端解决方式。在此，即便抛开抽象的阶级矛盾，仅凭“前世恩怨”，就足以使“两个阵营”的冲突难以化解。 同时，长甲、秦勾践们经济上的崛起与政治地位的翻身又被赋予了张狂、挑衅、阴谋诡计、伺机报复的色彩。原本只给工钱而不供饭食的长甲见是巴咸受雇，一定要亲自背了酒菜，“带着一种微妙的、主人的优越感去欣赏他的上司和往日的对头怎样屈节于钱财之下，为他挥汗效劳”；羞辱过巴咸之后更是得意地贴出“昔日世态炎凉磕头烧香总无益，今朝政策英明见官不拜又何妨”的对联。变成万元户的秦勾践不从城里调农机，硬是花高价雇人犁地，要的就是看他们“早些年一直拿勾践当猪尿泡踩，如今呢，却为几张大票子卖苦力”；他一个三十七岁的万元户，一定要娶石二爷四十四岁带着三个娃守寡的弟媳，要在柳河渡人“惊愕的、困惑的、难堪的、恼火的”目光下，把娶亲的鞭炮在石家门楼前放得惊天动地。在此，我们必须承认人在特定时机的微妙心理，但三部小说同时以近乎夸张的方式来描写长甲等人“今生得势”时的扭曲嘴脸却不仅仅是巧合。按理说，长甲等人作为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可能更需要某种正面的描写，但因为他们阶级出身难以抹除的烙印和“变天”式的发家历程，小说显然更倾向于以道德的劣势和人格的缺陷来消解其形象，将他们从合乎国家政策顺应时代潮流的道理层面的认可推向读者情感层面的拒斥。这不但迎合阶级出身论最基本的形象预设，而且为小说最后的转折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