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在自我”的出现 1978年春，老作家骆宾基(1917-1994)在北京突发脑溢血住院，探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骆宾基的忘年交，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工作的张洁女士，契诃夫小说与古典音乐的爱好者。骆宾基在住院前和张洁聊起年初中央音乐学院高考招生的一则新闻，并鼓励张洁试着以此写篇小说。张洁将这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和绝大多数作家的第一次投稿一样，这篇小说被退稿。然而骆宾基比张洁更坚持，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再一次问起这篇作品，并把题目改定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让张洁转投《北京文艺》试一试。①果然，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于《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并大获成功，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获奖的25部作品中名列第11位，居于卢新华的《伤痕》之后，张承志的《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之前。 从此张洁登上新时期的文坛。张洁本名董大雁，1937年4月27日生于北京。父亲董秋水出生于东北，参加过东北军。张学良组建东北大学后，东北大学代校长周鲸文请董秋水出任学校教官，董秋水由此和周鲸文相熟，聂绀弩曾说董秋水“依周为生多年”。②后来董秋水于1937年夏去了延安，又由延安去了香港，协助1938年去香港的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1941年6月，周鲸文、端木蕻良开始主编一份新杂志《时代文学》，具体主编工作由端木负责，萧红也参与编辑。该刊一共出版6期，因香港陷落而停刊。这个时期在香港的文化人很多，周鲸文的刊物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骆宾基于1941年9月到香港后也寄居于此，住在董秋水的宿舍，由此成为朋友。③也是在这一年，张洁随母亲来到香港寻找父亲，影影绰绰地留下对于这些作家的记忆。香港陷落后董秋水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桂林，骆宾基也来到桂林，长期住在董的家里。张洁渐渐和这位叔叔熟悉起来了，那时的张洁只是在经过糖果店时纠缠着骆宾基买糖，还不会预想到这位叔叔将在多年后给她的命运带来巨大变化。 和骆宾基对于张洁的温情相比，董秋水则是一个极不合格的父亲。1941年周鲸文参与创建了民盟，董秋水出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张洁的回忆中，“他一直搞‘民盟’，在‘民盟’地位比较高……他是希望走‘民盟’这条路线的”。④热心于现世功名、在“政界”和“文坛”之间徘徊的董秋水，渐渐将妻儿视为累赘。张洁回忆道，“我母亲带我到香港找父亲，父亲对我们已经很坏，经常打我，用脚踢我。‘珍港事变’，我们逃难到内地，经过广西、四川，最后到陕西，父亲就把我和母亲丢在那里，自己跑了”。⑤最终董秋水和张洁的母亲离婚，他一个人去了北京，任三联出版社的编辑。沈昌文在自传中对于这位同事有过回忆，“这位董先生经常是衣服穿得笔挺，头发梳得光亮。用我们当年革命青年的说法，是旧官僚那样的。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开幕，他一定要写一首‘五言’或是‘七律’，贴在墙上表示祝贺的心情”。⑥1957年“反右”期间董秋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秦皇岛的青龙县，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在秦皇岛，娶了第二任夫人，直到2009年去世。 由于被父亲近乎遗弃，张洁“小时候过着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⑦她和母亲一路颠沛流离，从北京到香港寻找父亲，又逃难一般从香港到内地，最后在50年代来到辽宁抚顺。离乱之世，孤儿寡母，其间的贫苦与窘迫可以想见。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无字》中张洁塑造了一个叫顾秋水的人物，其出身于东北军，一心想当“上等人”，以各种卑劣的手段驱赶妻儿以逃避责任。这明显是以董秋水为原型，父亲带给张洁的精神创伤可见一斑。 1954年张洁在抚顺读中学时，试着给骆宾基写信，开始两人长年的通信与交往。1956年张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这一年也是人大第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以往只招调干生)，读完大学后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69年张洁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回城，在这期间张洁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后来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孙友余(1915-1998)，⑧两个人渐生恋情。由于孙友余当时是有妇之夫，这段恋情闹得沸沸扬扬。孙友余最终离婚，与张洁在1983年结婚。 之所以勾勒张洁父亲董秋水与张洁本人的人生历程，在于张洁和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其他作家有所区别——她的写作带有高度的自叙传色彩，尤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被视为精神创伤的表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前，张洁初登文坛所发表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⑨等作品，其写作依然是模式化的，被谢冕等评论家在第一时间赞誉为“具有时代气息”、“不仅是战歌，而且是颂歌”。⑩和常见的“战歌”略有不同的是，张洁的文字清新细腻，哀而不伤，有些类似于冰心的文体。但无论获了几个奖，有怎样的反响，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前的作品都仅仅是写作的准备。然而当《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发表后，张洁的文学呈现出一种和她以往作品全然不同的成熟。这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和《班主任》等作品相比，《爱，是不能忘记的》在更高的层次上内化了新时期的历史逻辑。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新时期文学第一篇真正的“第一人称”作品。由于新时期文学依然承担着鲜明的政治性，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更为常见，《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无一例外都是第三人称叙述，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背后，是新时期政治对于叙述的把控。当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发表的1979年(11)之前，在短篇小说领域也出现过不多的第一人称叙述，按发表时间为序大致有：莫伸《窗口》、刘富道《眼镜》、孔捷生《因缘》、刘心武《爱情的位置》、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嘉俊《独特的旋律》、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孔捷生《因为有了她》。这类小说大都是爱情婚姻题材，之所以运用第一人称叙述，在于这类题材叙述上的便利——第一人称可以方便地表示出人物在爱情婚姻中的内心波动，比较典型的是刘心武《爱情的位置》中以女主角孟小羽为叙述视角的叙述。在以上这些小说中，承担叙述视点的“我”只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受到隐含作者的高度控制，“我”说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话，而在表达着隐含作者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