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0日下午，胡乔木在中宣部会议室同王若望谈了三个小时，这场谈话是“对王若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言行进行同志式的、严肃而又中肯的批评”①。在谈到当时文艺界、思想理论界出现怀疑共产党、怀疑社会主义，以至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胡乔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前不久，钱钟书同夏志清谈话，说：尽管我们的国家还有缺点，但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的国家是蒸蒸日上的，前途是非常好的。你讲了那么多话，还写了那么多书，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有些书你也没有看过。我们不希望你一次就改变观点，可以多来几次，好好看看，少说话，特别是回到香港，回到美国，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不要像有的人那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② 据《胡乔木传》记载，在举完钱钟书的例子之后，胡乔木向王若望指出“钱钟书平时是不出门的。像他这样一个‘桃花源中人’对我们的国家能作这样的评价，这是很值得我们想一想的。首先我们要想一想，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向上的时代，同坏东西斗争的时代?”③胡乔木在批评王若望时举出钱钟书同夏志清谈话的例子或许正可以暗示出夏志清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在80年代初期特别是“清污”运动中的遭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位学者、一本文学史的命运与时代的潮汐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原本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又出增订本。中译本由刘绍铭、李欧梵、水晶、丁福祥等人联合译出，1979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此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繁体版便通过各种“非官方”途径流入中国大陆并在大陆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1983年，应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钟书之邀请，夏志清访华，走访京、沪两地。这是自1947年离开中国大陆以来，夏志清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返乡”。陈思和在《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大传统”——纪念夏志清先生》一文中是这样形容夏志清“复旦之行”的：“官方很难善意地接待这位被认为是‘反共’的学者。我不知道他在北京是受到怎样的接待，他来复旦大学似乎并没有宣传，只是悄悄来，悄悄离开。”“好像那一次并非是复旦大学主动邀请的，而是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继权先生，他看望亲戚顺道访问复旦大学”④。陈思和在文章中还为我们提供了当年参加接待，陪同夏志清访问复旦的贾植芳的日记。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六月二十九日 半阴雨，九时到物理楼外宾接待室等候夏志清教授(Prof.Hsia.T.C)，他准时由文研所人员陪同到了，一块接见他的有陆、吴、王三位，外事组人员，照料一下就不见了。 由于此人政治思想观点反动，接见规格就放低了，由上午九时到十一时半，既未留影，也未赏饭。 谈了许多文学事务，他问：“周扬讲话还有人听吗?”他敬佩钱钟书，当他看到我写的名字时，大吃一惊说：“贾植芳，你是胡风派吗?了不起的人物。”⑤ 夏志清访问上海，复旦大学既未邀请亦未留饭(午饭是被送回亲戚王继权家里吃的)，足见其接见规格。而其中所释放的信号是“官方”对于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看法——“反共学者”。而这一身份界定直接指向了1983年，也就是“清污”运动酝酿阶段，夏志清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史》所遭受到的批评，批评的“高潮”与“集结”就是1983年5月19、20日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 二、“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 1983年5月19、20日，《文艺报》邀请了京津地区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近二十人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孔罗荪，参加会议的有：唐弢、王瑶、严家炎、林志浩、叶子铭、马良春、林非、王景山、张伯海、杨占升、张恩和、吴子敏、袁良骏、田本相、王锦泉、张学植等人。由《文艺报》组织此次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并非偶然，因为在此之前，1983年的《文艺报》已经组织了多次关于“现代派与现代化”的讨论以及关于电影《人到中年》的争论。根据吴景明的观点，是“时任文艺工作领导人的胡乔木指示《文艺报》，要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批评”⑥。通过《胡乔木传》，我们可以看出胡乔木对《文艺报》的看重。在针对王若望等人在《苦恋》问题上对《文艺报》进行非难这一点，胡乔木曾不无激愤地对王若望说：“你们的认识不对，对《文艺报》的谴责是不公正的。你们的做法实际上是让西方的东西源源而来，完全是照搬的。在这场争论中，我认为《文艺报》是被围攻的。大家都来围攻《文艺报》，这是为什么?《文艺报》究竟犯了什么罪，引起一些人如此怒发冲冠?”⑦傅高义将胡乔木描述为“正统思想的捍卫者”⑧，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所维护的《文艺报》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为期两天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纪要以《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为题刊发在《文艺报》1983年第7期上，唐弢、王瑶、冯牧、田本相四人的部分发言内容刊发在紧接着的第8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