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体观念的发生”及其标志 “文体观念的发生”是研究中国文体学史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研究文体观念发生的原因、途径、形态与标志。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人的思维、语言形式与社会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研究文体观念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在对文体、文体史、文体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对文体观念的发生，特别是先秦文体观念发生的机制、标志、形态等，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不多见。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虽然重要，但同时又是艰难的“冒险”。无论是“观念”，还是“发生”，本身都是抽象玄虚的问题；而现存先秦史料相当有限，且经过历代的传抄改写，能够精确断代的原始史料就更少了。所以研究文体观念的发生，不免要在极其有限、断代模糊的史料基础上，发挥必要的学术想象，进行推测与阐释，其中的“度”是非常难以把握的，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回避，仍需“冒险”前行。因为文体观念发生是研究中国文体学史不可或缺的开端，此后的许多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与演化出来的。 本文所谓“文体观念”是与“文体理论”相对而言的。“观念”特指那些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明确的理论表述的意识或感觉。这种文体观念或意识可能表现在具体的文体文本的形式之中，也可能超出文本之外，比如体现在文体的运用、制度的设置、文体的分工、礼制的约束之上。 “文体观念发生”是指人们开始认识(或者在实际使用中体现出)不同的重复使用的形式之间(包括口头上或文字上的)，具有不同的功能与形态特色。这是文体观念产生的初始阶段。早期的文体观念，不是通过理论形态，而是在对文体反复和自觉的使用，或在对文体明确的命名、称引与分类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文体观念，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潜在的。虽然，文体观念的发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内容与形态，但其本质是人们已具有关于文体自身形态的自觉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类意识。分类是人类思维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而又重要的活动，它以类别的形式对纷繁无序的现象以秩序化和条理化，反映了人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性质异同的认识。文体分类，实际上将此前混沌的语辞现象秩序化、条理化了。具体而言，文体分类体现了对文体自身的独特性与文体之间差异性的认识。当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文体的独特性与文体之间的差异性，或者在实际文体运用中自觉地将文体的独特性表现出来，这便可视为文体观念的发生。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特殊性在于：文体形成时代非常早，就现存出土文献看，商、周时期已出现不少成熟文体了。但作为文章学的文体理论出现却很晚，真正系统、成熟的文体学理论的出现，大概要到魏晋南北朝了。此间，中国文体学长期处于观念时期以及从观念向理论发展的时期。在文体观念发生的时期，人们实际上已清晰地意识到文体的特性并加以使用，但尚未能用理论形态加以抽象与表述。从文体学发展来看，“文体理论”是在“文体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看来，中国文体学是层累形成的，而最深层的便是“文体观念的发生”。 中国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是什么?笔者认为，从早期文体学史特殊性的实际出发，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并不是文体理论上的自觉，而是在观念上区别文体与运用文体的自觉。文体观念发生的具体表现和途径又是多样的。比如，对文体的明确命名与称引、在实际写作中遵守文体体制等。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在于人们清晰地认识并重复使用了某一文体体制的特点，或者说，在于对文体自身形态的自觉意识的出现。 这种判断导致对早期文体学研究的思路、取径与取材与以往有明显不同：它不是先去寻找古人对于文体的论述，①而是从早期文体的生成入手，去考察文体运用背后文体观念的生成。这不但前推了文体学史的研究时段，同时也增加了早期文体学研究的难度：它并非简单引用几句有关文体的现成古语，三言两语便算解决的，而是必须将文体学研究推进到现存最为古老复杂的文字、文献中，揣摩、体会和把握其深层的意味，“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文体观念发生的原因、途径、形态是多元的，本文拟从文体运用、制度设置、礼制等角度进行探讨。② 二、在运用中发生的文体观念 最初的文体观念，主要是在文体运用中体现出来的对文体自身形态的自觉意识。所谓文体运用，即文体创作或使用时采用某种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以及特定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③在某种场合，对某种文体形态的使用，一开始具有偶然性，人们的文体意识是朦胧的。此后，在类似的场合，不断地重复运用某种言语模式以表达类似内容，对特殊形态的言语运用形成习惯，技巧日渐成熟，文体因此逐渐成熟和定型，而文体分类观念亦随之发生。 文体是为了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因应社会的分工而产生的特殊的语言文字形式。商代盛行占卜活动，由此便出现了具有一定结构体式的记录占卜的甲骨卜辞。占卜活动有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序，与之相对应，一条完整的卜辞，大致包含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商代以后，人们在铜器上刻写铭文，以记录作器的原因与器物的用途。这样的功能决定了其铭文多有定式，其结尾必有关于作器者及作器目的的记载。由于铜器大多在祭祀仪式中使用，西周中期以后的铭文还会在结尾附以几乎千篇一律的祈求神明庇佑的嘏辞。④与此相类似，先秦时期的诰命、盟誓、祝祷、诗歌、箴戒等文体的出现，亦有相应的礼仪、政治及社会需求的背景，由于这些活动需要运用特定的承载一定功能的言辞，久而久之，这些言辞的特殊运用方式便逐渐固定下来，形成相应的文体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