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现代大学缘起于中世纪大学，“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1]，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总是会追溯到那个时代，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无一不折射出中世纪大学轴心期的历史光影，这可能也是时至今日众多学者回首中世纪大学的缘由。无论是中世纪大学还是现代大学都必须思考其创生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既是基于经验主义上的合法性，即事实上的合法化技术过程，也是基于批判韦伯合法性理论之上意义世界的合法性，即价值中的合法化理性过程。 中世纪大学是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等为代表的原型大学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有着“大学之母”之称的巴黎大学对现代大学影响更为深远。本文主要以巴黎大学为考察对象，围绕贯穿大学发展基础与始终的大学合法性概念，考察中世纪原型大学在当时何以创生，何以存在的历史，来认识中世纪原型大学是在何种复杂的环境下发生的，其生存的合法性依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种机制，通过对中世纪原型大学的合法性考察反观现代大学。 一、中世纪原型大学的创生：新知识的产生 在欧洲曾出现了一场被史学家称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思潮。“新类型的知识中心的产生正是12世纪文艺复兴别具特色的一个方面”[2]，新类型的知识中心包括出现更晚的作为独立知识中心的原型大学的前期模型。这种新类型的知识中心是区别于修道院那种以隐修生活为主的宗教文化知识中心，它的新在于以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认识世界和绝对真理。在根本上来看，就是以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信仰，理性既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内容，又作为一种新的方法手段，这区别于之前几个世纪认识基督神学的方法——修道院的隐修制度，这种制度只是意味着各大修道院贪婪堕落和财富的累积。那种严苛的禁欲主义和简单起居生活早已名不副实，如此情形下信仰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反差动摇了基督教神权统治的合法性。“与教团或者主教们控制的教师相比，那些享有自由权利的学者们组成的法人团体能更好地为教皇和君主的利益服务”[3]，教皇认为比起在修道院的僧侣牧师，大学里的世俗牧师能运用理性更好地服务于信仰。大学教师将忠于信仰的牧师身份与忠于理性的学术身份统一起来，这种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求取平衡的观念既保证教师团的自由，又赢得了教皇的支持。理性的复苏是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著作的译著实现的，以辩证法、逻辑学为代表的研究方法将灵魂信仰与客观理性结合，给予神权合法性特定支持，理性在拥有自由的大学中的传播，又构成了一个支持蓄积，形成散布性支持，在情感上加强了普遍认同。“将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统一起来的知识成果就是经院哲学”[4]，其集大成者是在巴黎大学求学并讲学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在纽曼看来，“对他的神，‘在精神上和真理上’忠实的信奉”[5]，信仰本身就是真理，“知识和真理均是信仰可靠的臂膀，它们最终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寻求整体的统一的真理”[6]。利用理性证明信仰的真理性在现代尤其是无神论者看来，似乎十分荒谬，然而在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大众乃至科学家的信仰基础，理性所代表的科学与神性并不冲突，19世纪的许多牧师本身就是业余科学家[7]。教皇希望通过理性与信仰的结合来增加神权的合法性，而教师团则希望通过教皇的承诺来支撑大学的合法性，这种相互印证合法化的过程正是二者共存的事实。 理性从历史的渊源上，其实并不是一种新的知识或者方法，它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自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这种古典文化未能在欧洲保留下来，而是留存于君士坦丁堡，之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东西方交流复兴于欧洲。从当时的情境理解，理性所代表的古典原著文本和辩证法、逻辑学方法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和方法。新知识和方法依托于一大批区别于僧侣的世俗学者，世俗学者聚集于古典著作翻译中心，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师生的聚集才有了原型大学创生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新类型的知识中心源于新知识、新方法，中世纪原型大学创生源于理性知识和方法新的运用。 从知识所有者看，12世纪之前的欧洲，只有教会僧侣才是合法的知识所有者，他们承担了全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功能。但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所有者的数量明显的扩展了，一大批拥有丰富新知识的世俗学者在游学的过程中收徒授学，“这种教育活动从教会修士向世俗教众的转移”[8]，是一种以知识下移为主的教育下移甚至堪称教育革命——成为社会诸多层面的某种广泛变迁过程中的主导因素[9]。“知识转型必然带来的是社会知识状况的根本变化，必然会对教育改革带来深刻的影响”[10]，如果以狭义的视角理解这种知识的转型，理性知识与方法运用于信仰而产生的新知识，何尝不是一次知识的转型，因此同样必然会带来教育的变革——中世纪原型大学的产生。 二、中世纪原型大学的存在：权力的博弈 组织事实上的合法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获得组织内外部承认的过程。组织内部的合法化是组织内部结构功能建制的过程，需要获得组织内部各成员个体的承认，其实质是组织内部秩序的建构，确立权威体系和支配体系，形成共同意志，保障组织内各成员权益的有效维护，实现组织系统有序运行。再者，一个新生组织需要获得其他组织的承认，在于它能够为其他组织提供不可替代的有效性资源，共存的前提是资源的输送，是以资源为基础的权力的共谋。中世纪原型大学与大学师生之间、与教会之间、与城市之间的互惠共谋的互动关系为中世纪原型大学的生存过程产生了持续的动力，促使了中世纪原型大学生存下来。 作为新知识的载体——世俗学者在游学过程中传授学问，聚集徒众，形成学术团体，一般有两种形式，这就是学生型大学和教师型大学。这种新型知识中心就是知识的生产者、包销商和零售商[11]。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建立起了学生主导学校事务的模式，一方面是博洛尼亚大学作为法学学科的大学，其学生多为成年人，已经在城市社会中担任各种职业角色，地位较高；另一方面学生作为知识的消费者，出钱购买知识，更多的是消费关系而不是一种正常的师徒关系，因此学生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支配权威。另一种走得更远的是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它包括文、法、医、神四个学院，文学院作为人文博艺基础学科，七艺课程是主要学习内容，所有学生均需进入其中学习一年之后，才能进入法、医、神三个高级学院学习，其中索邦神学院由于神学学科地位崇高，在大学中的地位非常优越；其次，因为学院最初只是学生聚集生活之地，所有学生都要进入文学院，所以文学院人数最多，故而在学校各项事务中处于主导，渐而在学校管理中也处于有利地位。原型大学内部秩序的建立在事实上表现为各个学术群体对于各自利益的划分和协调，最初索邦神学院权力非常大，它占据着众多教授席位，这些席位联系着教会对于大学的薪酬补贴，因为只有牧师才能够获得补贴，但是神学院学生修业年限太长，以至于7年都未能毕业，导致学生人数下降，其次是神学教授讲座参加人数锐减，索邦神学院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以大学内部的学科制度化过程为标志，学科对于内外部资源的支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思维景观[12]，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地位的变化代表着话语权的更迭，人文博艺学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权威体系，古典文科课程在大学中的话语权强烈的影响着大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