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社会的动力之源。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李小瑛等，2010；黄燕萍等，2013)，而且可以从个人层面上带来个体收入的提高。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呈上升趋势，大学学历溢价增高，高技能人员工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人员(L，2003；岳昌君，2004；Luo and Zhu，2008)。而且高等教育使个体更容易从事满意的工作。孙三百(2013)就认为，高等教育更能获取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合意就业具有正向影响，减少就业错配。 高等教育由于关系到千百万青年学子的前途命运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而备受关注。然而，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在我国是稀缺资源，高等教育不平等现象在我国比较严峻。尽管我国近年来采取多项高等教育改革措施进行教育扩张，试图保证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高等教育的公平普及，但学界研究表明，新增的高等教育机会并未在不同背景的孩子中实现均等分配(李春玲，2010；杨奇明等，2014)。我们认为，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更多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影响。资本市场特别是民间借贷市场不尽完善，导致居民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家庭收入约束，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传统的经济模型假定资本市场完善，认为高等教育投资取决于教育的回报和成本的权衡(Southwick and Zionts，1974)，即教育回报能否抵消接受高等教育的财富成本、机会成本。但当下，中国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面临信贷约束，即便教育回报率与大学学历溢价上升，低收入家庭子女也可能因无力支付教育成本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究不完善资本市场下家庭收入对于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作用大小。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政府提升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有益参考，而且对于减缓户籍歧视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性具有显著意义。 但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传统文献多数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利用横截面数据，在个体层面对子女入学机会与家庭收入进行回归，但这类做法由于忽略了内生性问题(比如Li，2007；李德显和陆海霞，2015等)而广受质疑。原因在于子女教育机会不仅受到家庭收入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与家庭收入相关的其他因素影响，比如高收入家庭的家庭基因优异、教育观念强、居住环境学习氛围浓厚等，导致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高于低收入家庭子女；同时家庭基因、教育观念等因素又与家庭收入相关。这些不可观测或无法度量因素的存在导致简单的个体层面数据的回归必然带来估计结果的不一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构造伪面板数据，借助中国收入结构外生性变化的事实，在加总层面估算家庭收入对于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弥补了传统研究的不足。Sutherland and Yao(2011)指出，我国近20年间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十几年的基尼系数均超过国际警戒线；学术界测算的基尼系数数值更大，农村、城镇和总体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胡志军，2012)，收入分配差距还未跨过洛伦兹倒U型曲线拐点，进入下行通道(杨耀武和杨澄宇，2015)。中国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已到达0.73，收入前1%的家庭拥有全中国33%以上的财产，收入后25%的家庭仅占有1%的财产(谢宇等，2014)。上述论证的收入结构变化事实，与个体层面家庭特征、子女特征没有关联性，与家庭基因、家庭教育方式、子女智力水平和教育习惯等因素不相关；对比随收入结构变化各收入等级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变化，可以有效识别家庭收入对于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因果效应。 具体地，本文利用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1991-2011年期间中国20年的收入和高等教育数据，将家庭根据家庭收入从低到高分为4个组别，并划分中国东北部、东部、中部、西部4个不同地区，加总计算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组别的家庭收入以及子女大学入学率和大学毕业率，观测不同组别间、不同地区的子女大学入学率及大学毕业率随家庭收入组别差距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在控制时间效应、地区效应、家庭收入组别效应后，用家庭收入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进行回归来讨论两者的因果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的上升，可以带来子女大学入学率和大学毕业率的上升。当控制家庭收入组别固定效应后，可追踪各组别子女高等教育机会随组别收入的变化，从而修正了传统方法对家庭收入影响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低估。研究基本结论是，在控制时间趋势、地区差别和收入组别差异后，家庭收入每上升1%，子女大学生入学率大约上升2%，子女大学生毕业率大约上升1.5%。且农村家庭收入对于子女教育机会影响相较于城市家庭更为显著。这些表明，在不完善资本市场下，当家庭面临信贷约束时，更有可能放弃高等教育投资，当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所增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并未得到均等分配。从政策层面上看，政府应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扶持力度，有效降低这类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信贷约束，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机会。
